增長至上,企業普遍陷入“響應陷阱”
文:文 / 劉寶紅2024年第六期
導語:在多年的增長至上戰略下,企業進入越來越多的細分領域,業務越來越多元化,導致需求越來越復雜,需求的變動也越來 越難以管理。而后端的供應鏈呢,層層庫存加上重資產,就如一個大胖子,臃腫遲滯,響應速度慢,響應成本高。需求和供應 不能有效匹配,能做快的做不便宜,能做便宜的做不快,就成了各行各業的老大難問題。原文摘自《供應鏈管理:高成本、高庫 存、重資產的解決方案》第2版。
供應鏈的速度和成本是個兩難問題,只能平衡,不能取 舍。而現實中,眾多企業則是通過取舍來應對,要么犧牲成 本,要么犧牲速度,最后都會陷入“響應陷阱”而難以自拔, 如圖1。
對于技術含量較低,營銷驅動的企業來說,普遍響應速度 快,但響應成本高。在這些企業里,銷售處于強勢地位,經常 說:市場競爭如此激烈,我拿個單子多不容易,你們供應鏈就做 不出來?而對供應鏈來說,交期太緊,批量太小,定制需求復 雜,加急趕工做出來,成本太高,得不償失,做還不如不做。
不過作為支持職能,供應鏈在這些企業并沒什么發言 權,在一切向客戶看齊的口號下,不支持銷售可是大罪,那就
只有“死”給銷售看的份:加急趕工做出來,但成本高昂;建 一堆的庫存和產能,浪費驚人。這都保證了能夠及時響應市場 需求,保住了營收,卻犧牲了利潤,掉進了響應速度快、但響 應成本也高的“響應陷阱”,生意做了,但增收不增利。
而那些技術含量較高,技術驅動的企業, 比如那些美日 歐的“貴族”企業,相比本土企業,這些“貴族”企業響應速 度慢,相信跟日本供應商催過貨的人會有同感:你讓他們加急 趕工,或者多雇幾個人,多買幾臺設備,那可不容易。但是, 這些企業的整體成本雖高,成本變動控制卻做得相當不錯,每 年都賺三個點、五個點什么的,十年二十年如一日。
有一次,我到一家中歐合資企業,跟他們開玩笑說,在 成本控制上,千萬不要低估你們歐洲合作伙伴,如果我們也 面臨的是他們那樣的高人工成本、高社會福利和嚴格的環保要 求,就如笑話中說的員工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度假、三分之一的 時間在準備度假、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從度假中恢復過來,你就 能體會到,他們的成本控制做得有多么好了。
這些企業做的是“不見兔子不撒鷹”的買賣:你不給我訂 單,我就不給你建庫存、建產能;但問題是需求一落地,“兔 子”出來了,本土企業的“鷹”已經在天上飛了——他們早已建 好產能、庫存,把新生意給搶走了。結果呢,這些“貴族”企 業保住了利潤率,卻犧牲了營收,做不到更多的新生意,不增 長是個大問題,于是陷入了另一個“響應陷阱”。
或許有人會問,這些“貴族”企業,為什么就這么保守, 難道就不知道做生意嗎?不是的。就拿日本來說,如果讓時光倒流三十年, 日本企業就跟今天的本土企業一樣,一直在買設 備,建廠房,擴產能。但是,在失去的二三十年里,業務不增 長,這些產能、人員、固定資產,就成了日本企業的心頭病, 花了好多年才消化掉。
這些“貴族”企業的“保守”,其實是多年來吃了很多 虧,受了很多罪,變聰明了的理性選擇。他們很清楚,人不能 一直長個兒,企業也不會一直增長。當營收增長放緩時,或者 經濟處于周期性的低谷時,成本由于慣性還會繼續上升,就會 吞噬僅有的利潤,先前為了片面追求業務成長,做法激進的企 業早都死掉了,或者成了兼并對象。
本土企業普遍存在的兩個誤區
但在國內,沒有多少企業真正理解這些、并系統地做點 什么。在過去十多年里,我接觸了很多本土企業,發現他們普 遍有兩個誤區:其一,對增速放緩、要過苦日子的心理準備不 足;其二,對高增長、高成本的運營模式認識不清。
先說增速放緩。我經常問企業,生意能不能做完?大家 都說做不完。我接著問,你去年長高了幾公分?大家都怪怪地 看著我。人不能無限長高,生意也當然可以做完——當業務不 再增長的時候,生意就是做完了,也是苦日子開始的時候。
在國內,經濟一直在快速增長,收入也是,雖然會有周 期性的調整,或者受全球因素影響,但無非是少增長一些。當 成為成熟經濟體后,增速放緩,就很容易被周期性的經濟調整 擊穿,企業營收、個人收入不增長甚至負增長, 日子就真的難 過了。讓我分享一些自己的親身經歷。
2003年,互聯網經濟泡沫破滅后,我從商學院畢業剛到 硅谷,所在公司一路從5000多人裁員到1900多。2008年金融 危機后,硅谷裁員風潮又起,幸運如我者有份工作,但工資降 了,獎金沒了,收入下降三四成。2013年,我到歐洲出差, 晚上在阿姆斯特丹吃飯,能坐上百人的餐廳,一晚上就只有兩 桌人(荷蘭還算歐盟經濟好的)。2020年,新冠疫情打擊下 的硅谷,家庭收入銳減,負擔不起學費,我女兒所在的高中畢 業生中,大約八分之一只能上社區大學(相當于清華附中的孩 子上三本)。
如果沒有經歷過大面積裁員,沒有經歷過收入大幅縮 水,就不能說是過過苦日子。我們動不動就說,中國人是過慣 了苦日子的。這話過時了:過慣苦日子的是別人,最年輕的 也是70后了,而現在做決策的人中,越來越多的是80后、90后。人的記憶很短,即便吃過苦,二三十年前的苦日子早已忘 到腦后。還有,由奢入儉難:高增長結束后的苦日子,跟以前 單純的苦日子完全不一樣。
長期的經濟繁榮,長期增長帶來的樂觀,讓我們作為一 個整體信心爆棚,盲目進入太多的新領域,輕率地垂直整合, 投建太多的產能,繼續沿用大干快干、以做代想的粗放經營方 式,直接造成高增長下的高成本,本土企業的另一大誤區。且 慢,我們不是低成本國家嘛,這“高成本”從何說起?
我這里說的高成本是指絕對成本,即制造單位產品所需 要的材料、人工和設備的絕對量。比如同樣生產一只塑料瓶 子,我們用的材料、用的人工能比日本、北美和歐洲的企業 少?我們的“低成本”,其實是人工成本和匯率偏低造成的假 象。隨著人工成本連年攀升,以及人民幣逐年走強,我們在相 對成本上的優勢正在逐漸喪失。
【小貼士】在絕對意義上,我們從來就不是低 成本國家
我在硅谷的老上級寫過一本書,是關于通過談判降價、 精益生產和價值工程、價值分析來全面控制成本的。有一段時 間,他有意把這套方法論介紹到國內去,因為他訪問過一些本 土企業后,發現它們在成本控制上有很大潛力可挖。
我告訴他,無論是技術還是管理,本土企業都覺得跟歐 美企業的差距挺大;唯獨這成本控制,本土企業向來是自信滿 滿——成本控制做得不好,我們怎么會是低成本國家呢?美國 人來教中國企業降本,那還不是在關公面前耍大刀?不信,看 看IBM、埃森哲、科爾尼等全球知名的咨詢公司,在中國接過 幾個成本控制的項目?
其實低成本是個誤區,也可以說是這些年來最大的誤區之一。
首先,不能把低成本等同于成本控制做得好。從可比性 的角度講,成本取決于消耗多少人工時、用掉多少材料、消耗 多少能源和設備等。你說同樣的產品,我們能比歐美、日本的 企業少用材料、少用人工嗎?我們的“低成本”呢,更多是人 工費率低、貨幣匯率偏低、環境紅利的結果,而這些都在向不 利于本土企業的方向發展。不信,問問那些勞動力密集、出口 導向的企業就知道了。
人工紅利、匯率差價就如供應鏈里的高庫存,掩蓋了問 題的實質,企業也就失去了不斷提高生產效率、改善系統和流 程來改進的機會。比如客服流程復雜、低效,對很多本土企業來說,解決方案無非是多雇幾個小姑娘,一個人每月工資也就 幾千塊錢。但這治標不治本,雖說相對成本較低,絕對成本卻 更高了。而歐美企業呢,他們負擔不起這些小姑娘,那就只好 從系統、流程的角度探究問題在哪里,通過自動化或者流程改 進來解決問題,倒是真正把成本做下去了。
對于本土企業來說,飛速發展中問題多多,很多可歸因 于管理粗放,系統、流程不足,沒法有效支持業務的成長。多 雇幾個小姑娘式的解決方案就是“打補丁”,公司越來越大,“補丁”越打越多,組織、流程也就越來越復雜、越低效,公 司的“自重”越來越大,最終沒法承受,重則轟然倒地,輕則 陷入“增長陷阱”,盈利式微或者虧本,甚至走上不歸路。
整體而言,這二三十年來,我們是高成本下的高增長, 相對更容易,因為一俊遮百丑,很多問題被高增長的光環掩 蓋;高成本下的低增長難做,因為稍不注意,成本就會吃掉僅 有的盈利,這半年就算白忙了。對本土企業來說,高速增長的 盛宴正在結束,我們面臨的將是高成本下的低增長,或者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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