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分析，碳達峰瞄準碳中和是基礎和條件，但既不是攀高峰，更不是沖高峰。實現碳達峰、碳中和“雙碳”目標，需要克服產業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對高碳發展路徑依賴慣性大等巨大困難。

　　當前，能源低碳轉型的必要性已是全球共識，資源可供性、技術可行性、轉型經濟性十分清晰，而且能源低碳轉型的科學技術基礎堅實。對于能源低碳轉型而言，我國能源資源基礎豐厚，同樣豐富的可再生能源資源是我國能源資源稟賦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已經開發的可再生能源不到技術可開發資源量的十分之一。杜祥琬認為，能源轉型大趨勢下，能源核心資產將不再是煤礦和油氣田，而是新能源技術新開發能力和對新能源關鍵礦物資源掌控以及新材料的科學創新。

　　“未來生態文明時代的能源，必須是高效的、經濟的，與環境和氣候友好的，并且可持續的。由物理學的前瞻認知可以確定，未來能源的主流可能是核聚變。一個是太陽上的核聚變，即太陽能;一個是地球上的受控核聚變，即人造太陽。”杜祥琬表示。

　　實際上，碳達峰、碳中和“雙碳”目標，深刻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是實現經濟、能源、環境、氣候共贏的大事，必將帶來新投資、新技術、新產業、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等一系列新的發展方式。杜祥琬表示，我國能源低碳轉型與能源安全并行不悖，目前“富煤”“缺油”“少氣”已經不能準確描述我國能源資源稟賦，因為這是影響我國能源政策、能源戰略的重大問題，需要重新認識。

　　“十四五”期間，我國能耗增長主要由非化石能源+天然氣提供，因此我國工業、電力、交通、建筑在實現碳達峰的同時，需要明確走向碳中和的方向和路徑。杜祥琬表示，碳中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要開創一條兼具成本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路徑，而實現碳達峰的基本路徑則是，在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同時，進一步降低碳強度。

　　2019年，我國能源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是OECD國家的2.7倍，遠高于美、英、法、德、日等發達國家。在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下，節能、提效是減排的主力，也是戰略之首。在當前消費水平下，能耗降低1%，就能減少0.5億噸標準煤，減排二氧化碳1億多噸。“我國優化能源結構，首先煤炭消費必須盡早達峰。”杜祥琬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