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第一輪光伏產品反補貼剛剛結束之際，中國光伏生產企業的元氣正在恢復，美國繼而發起第二輪光伏產品反補貼，其原因值得思考。

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官方網站顯示，中美“雙反”（反傾銷、反補貼）相關調查已進入“終結”階段，其已于10月14日重新展開相關的問卷調查，此后將舉辦公聽會等必要程序，美國商務部預計于2014年12月11日公布對華光伏產品反傾銷、反補貼的終裁結果。

繼美對中國光伏產品第一次反補貼調查之后，中美光伏產品爭端的拉鋸戰仍在繼續，如果中美雙方在此次美最終裁決公布前未能達成類似“價格承諾”的“和解”協議，中方企業將會面臨不利的法律后果。

對于當下中國光伏產品的生產企業來說，如何調整策略以求進一步化解危機，無疑成為首要關心的問題。

美行為有待WTO機構認可

此次雙反調查并不是美國對我國發起的第一輪光伏產品“雙反”調查，早在2011年10月19日，德國光伏企業太陽能世界公司的美國分公司（SolarWorld）聯合其他6家生產商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與美國商務部提出申請，要求對中國出口的太陽能光伏產品進行雙反調查。美國商務部于2012年10月裁定對中國光伏產品及組件征收18.32%~249.96%的反傾銷稅，以及14.78%~15.97%的反補貼稅；同年11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通過此項裁定，做出最終裁決。

今年1月23日，美國商務部又宣布，對從中國內地進口的晶體硅光伏產品發起第二輪“雙反”調查，同時對從中國臺灣地區進口的晶體硅光伏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美國商務部表示，發起這項調查是回應太陽能世界公司美國分公司的申訴，該公司稱，中國內地和臺灣地區出口到美國的晶體硅光伏產品存在傾銷行為，同時，中國內地出口商收到的政府資金補貼幅度也超過準許范圍。而且此次調查產品范圍從“晶體硅光伏電池”擴大到了“晶體硅光伏產品”，包括電池、組件、層壓材料、太陽能電池板等。

美國商務部在今年6月后，陸續公告反補貼、反傾銷初判結果。其中，中國內地廠商受到18.56%~35.21%不等的反補貼稅，以及26.33%~165.04%不等的反傾銷稅，臺灣地區企業則被處以20.86%~27.59%不等的反傾銷稅。

中國企業在美國遭遇的此次“雙反”調查中，中國企業今后向美國出口晶體硅光伏產品時將會被收取費率高達20.38%的現金保證金。如果2015年1月美國有關部門做出的終裁決定為肯定性裁決，美國海關將正式對中國相關出口企業征收反傾銷稅。

中方企業在美國遭遇“雙反”調查，就美國而言，并非是空穴來風、沒有法律依據的。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戴龍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一般來說貿易救濟措施都具有保護本土企業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還是得到現有的WTO法所認可的，但是美國肆意發動這種“雙反”措施，是不是違反了WTO的現有法律，這個需要個案分析，甚至當雙方僵持不下時，需要一個第三方的認定，比如說WTO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專家機構的裁決來進行認定。

不能簡單地通過表面現象來進行認定，也不能簡單地認定中國的光伏企業沒有問題，比如政府的某些做法，以及某些補貼確實和現有的WTO規則不相符合的地方，但是美國認定的中方企業存在傾銷、補貼的行為，同時對中國征收了反傾銷稅與反補貼稅，這本身其實在國際法上是有爭議的，到底是不是濫用，這需要WTO的爭端解決機構來進行裁決。

中國制造競爭力增強是原因之一

在美國第一輪光伏產品反補貼剛剛結束之際，中國光伏生產企業的元氣正在恢復，美國繼而發起第二輪光伏產品反補貼，其原因值得思考。

戴龍認為，中國所生產的光伏設備的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優勢明顯，而且中國企業所出口的光伏設備時間比較久，最近幾年內，遭到包括美國、歐盟在內的發達國家的一系列的貿易救濟調查，這些調查本身確實對中國國內的光伏產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不只是此次美國發起的第二輪“雙反”調查本身，還包括歐盟對中國發起的“雙反”調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多數發達國家在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受一定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影響，紛紛舉起貿易救濟的大棒，對中國正常的出口貿易進行“雙反”調查。

戴龍同時指出，中國企業本身的貿易出口行為也存在問題，也就是說由于中國企業長期以來積壓的一些產能過剩，導致中國的光伏產品大量依賴國際市場，特別是依賴發達國家的市場，所以才導致了這兩年歐美國家對我們發動頻繁的貿易救濟調查。

雖然我國政府也在政治層面上，包括領導人出訪，或者其他的渠道上同其他國家進行了磋商，但是沒能夠，或者說不可能在根本上來遏制他們的貿易救濟行為。

第二個原因是光伏產品作為一個綠色能源大環境下的新興經濟領域，與反補貼其他傳統領域相比，光伏產業是代表了一種新能源行業，是各國包括歐美國家都在其國內大力倡導的領域。中國的光伏產品也在飛速發展，在很多方面是與他們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由于我們的天然勞動力以及原材料方面的優勢，使得我們的產品比他們的產品更具有競爭力，當這種產品出口的時候，很容易遭到這些進口國相關產業的抵制，會要求他們的相關政府部門來發動所謂的反補貼調查。另外，美對本土可再生能源設備發展的自身保護，也可以說是導致中方企業頻繁遭受反補貼調查的原因之一。

盈科律師事務所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專業委員會主任、高級合伙人王俊林律師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表示：“價格差異也是中國出口的光伏產品遭遇困境的原因之一，美國認為中國的光伏產品以低于公平的價值銷售，給美國同類產業造成了損害。”

最后一個原因是光伏產業是我國政府大力扶植的產業之一。王俊林指出，我國根據國際政策發展的方向給予新能源產業一定的補貼，但是，我們在入世的過程中，并沒有對發達國家給予公平的司法經濟國家待遇，因此，這也是導致歐美等發達國家對中國發起了“雙反”調查的原因之一。

積極維權與多元化經營相結合

如果美國商務部做出最終裁決認為中國光伏設備存在傾銷的行為，下一步可能會進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終審調查。對于中方企業如何應對方面，戴龍認為，對中國企業來說美國還沒有最后決定來對中國征收反補貼稅，對于結果仍是有回轉希望的。記者就此向涉案企業之一光合能源提出采訪請求，但截至發稿前沒有得到回復。

戴龍認為，目前中國企業所能夠采取的救濟方式，首先應該按照美國的反傾銷規定據理力爭，如對舉證的積極應對，在最終結果出來之前，爭取盡可能地與美方通過“價格承諾”這種方式達成一定程度的“和解”，這也是現有的WTO法律所認可的方式。這種“價格承諾”在得到對方認可的情況下，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最終結論還沒有出來之前，中國的企業還是有一定的回轉余地促使美國最終不發動貿易救濟。

美國發動對中國的“雙反”調查時，還有替代國調查問題。所以替代國調查同樣也是解決途徑之一。只要企業能夠證明自己的生產、運營是按照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方式在進行，就可以不按照美國認定的某一個替代國來對待，這在國際法方面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撐的。企業可以通過證明，使得美國至少不會采取對中方企業來說相當不利的“替代國”認定中方企業存在某一個比較高的傾銷、補貼幅度，進而征收一個比較高的反傾銷、反補貼稅。

戴龍對記者說：“中方企業在維權時，受我國傳統文化影響，存在一種厭訴、怕訴的心理傾向，這是不能積極應訴的原因之一。”因為但凡反補貼調查被發動，涉及的企業面會非常廣，企業可能也不會愿意起到帶頭作用，寧愿承擔相應的懲罰責任，這也是中國企業存在的弊端。這首先需要中方企業來改變這種觀念，其次需要中國政府以及專業人士，做到更適合的配合工作，說服企業來積極爭取自身利益。

最后，中國企業本身應該對海外與國內市場進行一定的考量。“中國企業現在應該思考如何多元化經營、分散風險，不斷擴展新興市場和國內市場，培育自主技術以及自主產業。”王俊林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