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自力更生”的封閉式經濟重新融入以西方為中心的經濟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并憑借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親商政府的大力推動，大量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等資源，迅速抓住世界特別是東亞產業轉移的機會。

短短20余年，無論是在美國、歐洲、拉美、非洲、中東，還是中亞，以日用消費品為主的各種“中國制造”就風靡全球。

不過，中國制造的繁榮一直建立在一個相當脆弱的基礎之上：產品主要集中于低端生產，掌握不了產業的制高點；對來自世界市場的原材料(行情專區)缺乏定價權；銷售上嚴重依賴外部市場，經濟對外依存度畸高等。最近幾年以來，大規模的工業化對生態環境的壓力更是顯現明顯。

隨著土地和勞動力等各種成本的上升，利潤微薄、以低端生產為主的中國制造正在失去原來價格取勝的比較優勢，存在被越南、孟加拉等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取代的危險；在高端產業方面，則面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的擠壓。

事實上，中國制造業有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壓力。內部困境主要表現在，隨著勞動力、土地、稅收等各種成本的上升，以低端產品為主、利潤空間有限的中國制造的收益越來越低。最近的數據是，2013年中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自2010年來連續第四年保持兩位數工資增速。專家稱，隨著中國勞動人口的絕對下降，未來農民工工資將持續快速增長。這對主要以低勞動力成本為核心競爭力的中國制造影響重大。

需要指出的是，二戰以來，東亞地區呈現出一條頗為清晰的產業轉移路線。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韓，到臺灣，到東南亞國家，再到中國大陸。隨成本上升發生的產業轉移已成為一種全球化生產的典型模式。

可以發現，能夠留住企業總部和研發、技術、營銷、品牌等核心上游鏈條的日韓地區，在生產線很多轉移出去后，經濟社會仍能保持持續發展。而像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完全靠來料加工的地區，一旦生產成本上升，生產線被轉移出去，便失去了在全球分工中的重要地位。

令人遺憾的是，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山寨”和低質仍然是中國制造給人的重要印象。外部困境則主要來自于高端制造業回流發達國家和低端產品制造轉移至東南亞、拉美等地對中國制造造成的兩面擠壓，以及在“兩頭在外”模式下缺乏原料定價權和歐美國家的市場保護主義產生的影響。

美國正在進入頁巖氣的新時代，希望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者，同時，一場以新型制造業、合成生物學、機器人(行情股吧買賣點)、3D打印、智能城市為特征的新工業革命正在發生。目前來看，這對于仍處低端的中國制造業沒有形成大的直接競爭，但明顯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壓制著中國往高端制造業升級的通路。

來自低端產業轉移的影響目前對于中國制造更為明顯。在北京的社區商場中，熱銷的美國H&M和日本優衣庫等大眾服裝品牌的產品產地很多已標為孟加拉或柬部寨等東南亞國家。這些與中國地緣接近的國家作為新的成本洼地，正成為新一輪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制成品又大量回銷中國。

對于中國制造的困境，重塑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的形象，或許是中國制造產業升級的重要一步。

中國制造的一些有品牌的產品質量較有保證，但一些沒有品牌的中國出口產品質量可能較差，由于價格低廉而廣泛行銷，這對中國制造的整體聲譽造成了不好影響。中國可以從政府層面制定一定的質量標準，這樣有利于整個中國制造的質量和聲譽在國際市場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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