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間，中國扭轉了“十五”時期能源強度快速上升的趨勢，但與此同時，中國已由世界第二大排放國變為第一大排放國。

　　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11月9日發布的《中國低碳發展報告》認為，強度下降與總量上升而形成的交叉型、剪刀狀格局構成了我國現階段低碳發展的基本特征。“十二五”時期，工業化、城市化的繼續快速發展；節能減碳邊際成本的上升；地方政府的擴張沖動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的制約因素將使能源強度下降16%、碳強度下降17%的目標充滿挑戰。

　　“十一五”期間，除新疆外，其他各地都完成了既定的節能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區域政策驅動產業空間格局變動，并影響全國低碳發展的績效。

　　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發現，在中國能耗強度沿“西部—東北—中部—東部”依次降低的背景下，區域經濟格局的變化拉高了全國單位GDP能耗強度0.5個百分點。

　　“十二五”期間，中國仍將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二氧化碳排放將進一步增長。“十二五”末，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什么程度合適？這一點引起普遍關注。不過，“十二五”規劃中并沒有出現相關指標。

　　按照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的測算，如果能源消耗總量目標設置在41億噸標準煤，2015年中國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達到84.6億噸。而根據“十二五”規劃，中國在201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為78.9億噸。

　　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認為，各地區“十二五”規劃預期的GDP年增長率遠高于中央7%的預期目標，地方預期的能源消費總量較國家預期高出5億噸標準煤左右。地方政府的經濟預期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差距，使41億噸標準煤的總量控制目標并不容易實現。

　　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表示，受實際經濟增速影響，能源消費總量的不確定性很大。不過，對于2015年能源消費總量目標，大家普遍認為這一指標很重要。目前，國家能源局正在測算和制定這個指標。

　　不過，在張國寶看來，由于該指標最終還要分解到各地，而各地之間存在很大差距，指標最終的確定將非常困難。

　　市場化減碳手段有待提高

　　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發現，政策手段多樣化與大規模的政府投入是中國低碳發展的基本特征。行政措施和激勵手段對節能減碳發揮了主導作用。

　　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行政手段實現減碳4.73億噸二氧化碳，激勵手段實現減碳7.77億噸二氧化碳，市場手段實現減碳0.15億噸二氧化碳。此外，過去五年，全社會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領域共投入1.73萬億元，能效領域投入8592億元，不僅遠高于歷次五年計劃，而且領先全球。

　　齊曄認為，顯著的政策效果得利于政策實施的制度優勢。一些地方政府大力扶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相關的產業，開展低碳城市建設。不過，市場、稅收手段還未能對資源進行合理分配，節能減碳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未來在加強政策協調性和積極利用市場手段方面有待提高。

　　此外，齊曄還表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與質量和效益不協調，能源消費總量增長迅速使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比例上升困難重重。

　　消費側碳排放值得關注

　　中國正處于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關鍵時期，公眾消費行為正在發生劇烈變化。數據顯示，2010年，與消費直接相關的建筑和交通的碳排放約占社會總量的30%，與2005年相比增長了41%，高于同期社會總量的增速。公眾消費行為的間接能耗也居高不下。2010年，建筑建材生產與建筑施工的能耗達約4.4億噸標準煤，占當年社會總能耗的13.5%。

　　齊曄認為，居民的消費行為和生活方式應當得到引導，否則，消費側二氧化碳排放的過快增長將對中國的低碳發展構成巨大壓力。

　　數據還顯示，“十一五”期間，技術因素占總節能量的69%，結構因素占總節能量的23%，其余8%左右的節能量由生活用能比例的變化所貢獻。

　　齊曄認為，經過“十一五”的低碳發展，我國科技創新能力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逐漸縮小，低碳技術裝備制造的國產化率顯著提高。但總體來看，低碳技術推廣比例仍然較低，多項核心技術尚未掌握。此外，大量成本較低、節能效益較好的技術已經得到廣泛應用，這使得“十二五”能耗繼續下降的空間變小，節能減碳邊際成本將不斷上升。

　　“節能減碳一方面需要堅持推進目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還需要不斷優化政策的成本效益。”齊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