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力是現代社會經濟的命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電力消耗能源占一次能源總消費的比重從21%提高到44%，電力在終端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從6%提高到22%，保障電力供應日益成為中國能源安全的重要內容。

　　然而，中國電力的發展是長期與“電荒”相伴的。改革開放30余年，我國出現大面積拉路限電的年份超過20年。2008年開始，我國又出現新型的“電荒”問題。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盛會期間，10余個省份出現不和諧的拉閘限電;應對國際金融風暴剛剛取得階段性成效，2011年兩會之后，“電荒”再度成為熱詞。

　　本輪“電荒”呈現出新特點。

　　第一是爆發早、來勢猛。在傳統上春季用電低谷的第一季度即表現搶眼，令人對“十二五”開局之年夏季高峰期的電力供需形勢更加擔憂，目前有關方面估計屆時全國電力缺口可能達到3000萬~4000萬千瓦。

　　第二是熱點轉移、應對不易。除了傳統的南方、華東沿海地區，隨著產業轉移本輪“電荒”明顯向湖南、江西、河南等中部省份轉移，福建、安徽等傳統的電能輸出地區也開始供應趨緊。而這些地方的一次能源資源、電源布局以及電網、路網等基礎條件難以在短期內適應、應對“電荒”的需求。

　　第三是本輪“電荒”很大程度上屬于無法完成煤電交易、產銷流程與資金鏈條出現斷裂而引起的人為因素停機。在日益市場化國際化的背景下，需要從公共管理角度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思考，對現行電力能源管理制度進行更加深刻的變革。

　　發電設備利用小時如果超過5000小時往往伴隨“電荒”的出現，前兩次“電荒”莫不如此。而2008年至今，我國發電設備利用小時數始終在4500~4700之間的低位徘徊，說明發電裝機始終是比較充裕的，本輪“電荒”不是供應能力而是供應機制的問題，這是與前兩類“電荒”完全不同的。

　　煤炭可以說是唯一堪稱豐富的能源資源，火力發電裝機以及發電量占全國的比重長期保持在70%與80%以上，是我國的支撐性電源。近年來，即使煤炭價格持續上漲但電價被人為壓制，火力發電業務虧損嚴重，2008年到2010年三年僅五大發電集團已經累計虧損600億元以上，2011年前4個月虧損額依然高達105億元。截至2010年底，五大發電集團所運營的436個火電企業中，虧損面已達54%;其中85個資產負債率超過100%的電廠處于破產境地，占比高達19%。這一方面造成電廠缺煤停機，或者增加機組檢修，如目前湖南等個別地區火電機組停機比例甚至超過50%;另一方面則嚴重打擊了發電企業的投資意愿，2010年我國火力發電投資已從2005年的2269億元大幅下降到1311億元，預示著本輪“電荒”可能是一場持久戰，而且將向成品油等相關市場領域蔓延。

　　1988年之前，我國曾經長期缺電，用電企業對“開三停四”甚至“開二停五”均已熟視無睹，居民生活與社會活動的用電水平被壓制在很低水平。主要原因是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獨家辦電，導致投資匱乏供給滯后，無法滿足改革開放初期蓬勃發展起來的用電需求。

　　新世紀伊始，我國再次爆發嚴重缺電，最多曾經涉及到26個省份，特別是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造成較大影響，“電荒”一詞不脛而走，成為引人注目的社會公共問題。主要原因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三年不建新電廠”等政策導致發電裝機嚴重不足，無法滿足中國“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特別是經濟危機之后快速增長的重化工業的電力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