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2019年“兩會”落下帷幕。

作為全年幾乎所有重大議題的年初檢閱，“兩會”從《政府工作報告》到焦點提案、議案，再到部長、代表、委員三大通道的實時專訪，大量百姓熱議、政策關注的2019年重要議題浮上水面。

本文特別篩選出2019年與企業密切相關的“兩會”十大關鍵詞，為企業把準2019的前行方向服務。

1.李克強：給制造業等基礎行業明顯減稅

關鍵詞：制造業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中外記者并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近幾年利用營改增等載體，平均每年給企業減稅降費1萬億元。今年下決心進行更大規模減稅降費，減稅降費紅利近兩萬億元人民幣。4月1日減增值稅，5月1日降社保費率，將全面推開。

“大規模減稅降費，是要動政府的存量利益，要割自己的肉。這是一項刀刃向內、壯士斷腕的改革。”李克強指出，給制造業等基礎行業、給帶動就業面最大的中小企業明顯減稅，實際上是“放水養魚”、培育財源。“我們還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這也是一項改革。從趨勢看，應該給實體經濟、給企業讓利，讓它們在國民收入分配蛋糕中的比例更大，這樣能更多帶動就業，讓就業人群增加收入。”

李克強指出，今年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是一項重大改革和重要抉擇。占增值稅50%多的制造業增值稅率明顯降低3個百分點，建筑業等部分行業降1個百分點，其他所有行業確保只減不增。對所有中小微企業實行普惠性減稅，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率從原定的20%，降到16%。

2.“智能+”接棒“互聯網+”，為制造業賦能

關鍵詞：“智能+”

3月5日，“智能+”一詞首次出現在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拓展‘智能+’，為制造業轉型升級賦能，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研發應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集群，壯大數字經濟。”

不難看出，“智能+”已經開始接棒“互聯網+”、人工智能正成為今后改造傳統行業的新抓手。這是“智能+”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人工智能”連續三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理解為人工智能的升級版。

在“智能+”時代，高新技術對產業的滲透將不斷走進深水區，信息溝通也將不再局限于人與人之間，人與物、物與物之間都能實現互聯互通。值得關注的是，多數國家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已經走過了萌芽階段，接下去將進入拉開距離的快速發展期。中國擁有最多的用戶群體，在推動技術應用的決心和調動資源的能力等方面更具優勢。但面對激烈的全球化競爭，還需加強原始創新，這也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重點。

3.5G技術發力工業互聯網、自動駕駛

關鍵詞：“5G”

作為新一代通信技術，5G已成為當下全球通信行業的熱點。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聯通研究院院長張云勇指出：如果說從3G到4G的升級還是基于速度的變化，但從4G到5G的升級則是從萬人通信到萬物通信，再到萬智（人工智能）通信的跨越。在人工智能時代，5G技術大有可為。

“我更期待利用5G技術發力工業互聯網、自動駕駛領域。”張云勇談到，“這也是我們非常看好5G技術應用的一個點，未來也會發展為5G技術實現商業模式化的一個點。”

談及推動5G技術發展的核心，張云勇說，推動5G的發展關鍵要靠“3+1”。他介紹，“3”代表市場驅動、政策驅動和技術驅動。目前，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移動用戶市場，5G被列為2019年全國經濟工作的重點，各地方政府也已在積極謀求5G技術的戰略合作等。至于技術驅動，還存在芯片和操作系統方面的制約。“從根本上說，這是全產業鏈的問題。以芯片為例，即使有了設計，但材料、生產工藝等都需要綜合考慮。”張云勇坦言。

張云勇表示，除去上述三個關鍵驅動因素之外，5G技術的發展還需要一些立法保障。例如，自動駕駛的發展需要相關交通立法，無人機將涉及到空域管控，以及5G工業互聯網涉及大數據隱私立法等。“因此，未來通訊業發展的關鍵在于這‘3+1’：即技術驅動政策驅動市場驅動這三個驅動力，再加上一個保障性措施，就是行業監管和立法。”

4.就業優先政策升級

關鍵詞：“就業優先”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代表通道”中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是就業優先政策的升級版，使政策體系有了確定的目標。

而“就業優先”正是制造業受到今年“兩會”極大重視的重要背景。

蔡昉表示，過去中國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依據主要是經濟增長速度等，但隨著中國進入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速與就業之間的彈性系數也會發生變化。因此，把就業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實施的依據，目標可以更加明確，也在就業目標和宏觀經濟政策手段之間形成有機的內在聯系機制。

針對今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為何將城鎮調查失業率預期目標設定為5.5%左右，蔡昉稱，5.5%是比較充分就業的失業率，“比較充分就業”不是指零失業率，而是指失業率不包含周期性因素，主要是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這部分就業問題與勞動力市場功能、好的信息傳遞機制等有關，解決這一問題應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在培訓、教育、公共就業服務等方面完善市場功能，讓求職者和有用人意向的企業更好銜接。

5.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人才短缺

關鍵詞：“懂技術又懂管理”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在“兩會”期間表示：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發展的過程里，正出現一個變化——數字經濟逐漸由消費者導向，向生產者導向轉換。

而這對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白重恩認為：一方面是量的變化：需要更多數字經濟人才。消費互聯網時代的應用很多是通用的，一個應用可以服務幾億甚至十幾億消費者。但是，生產者的應用往往是專用的，針對每一個場景就要設計一個應用，這需要更多的人才投入。

另一方面是質的變化。這樣的人既需要非常熟悉技術，也需要對企業的管理非常了解。所以需要既懂技術，又懂得企業管理的人才。經濟管理學院有更大責任培養出更多既懂技術、又懂得企業管理的人才，還包括對現有的企業家增強數字戰略管理能力，為產業升級做出更大的貢獻。

6.工業互聯網人才體系要加快構建

關鍵詞：“工業互聯網人才”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拓展“智能+”，為制造業轉型升級賦能。圍繞這一主題，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總工程師張英指出：建設和應用工業互聯網，對于技術人員和勞動者技能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能力，既需要懂工業運營需求和網絡信息技術，又要有較強創新能力和實踐經驗，目前，企業原有信息化人才的知識結構，已經難以滿足工業互聯網快速發展的實際需求。

對此，張英提出了三方面建議。

一是加大工業互聯網人才政策扶持力度。建議把工業互聯網人才納入相關部委《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這類文件中，并作為制造業重點領域人才之一，同等享受其政策優惠。面向重點高校，率先探索工業互聯網人才培養。

二是設立工業互聯網相關人才培養和實訓基地。建議相關部委、地方政府、領軍企業、知名院校等聯合，在全國制造業重點集聚地區，深化工業互聯網“產學研用”互動，共建工業互聯網人才實訓基地。以及依托有關學校、科研機構、行業企業，建設一批工業互聯網專業技術人才繼續教育基地。

三是加大工業互聯網人才培養和引進支持力度。建議針對全球高層次工業互聯網人才，參照緊缺人才引進辦法，以最大的力度吸引海內外工業互聯網領軍人才和團隊。同時，加大對工業互聯網領軍人才、專業技術人才激勵力度。建立高技能人才（如工業互聯網人才）職級晉升制度，為人才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和上升通道。

7.“效率紅利”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關鍵詞：“效率紅利”

全國人大代表、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認為：傳統行業要充分利用5G帶來的市場機遇，推動智能化改造，創造出更多“效率紅利”——“效率紅利”有望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抓手和新動能。

楊元慶提出這一系列建議的大背景是，近年隨著勞動力、市場、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紅利的釋放殆盡，中國制造亟待找到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從全球范圍來看，制造業格局也正在發生巨變，發展中國家爭奪中低端制造業，發達國家引導高端制造業回流，中國制造業面臨雙向擠壓。

為解決以上問題，楊元慶提出：應“明確’效率紅利’的政策導向”，“加強對智能物聯網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打造智能物聯網標桿案例”等。

效率紅利的釋放有賴于成熟市場機制。楊元慶認為，加強市場監督有利于效率的提升，呼吁政府要不斷完善知識產權立法和反壟斷的執法體系。

8.通過科技加多元共治的模式來打假

關鍵詞：“科技打假”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關注食品藥品領域的假冒偽劣和打假問題，并提出通過科技加多元共治的模式來打假。

食品企業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胡建文提出：“目前我國互聯網行業發展日益成熟，有的電商平臺積累的商品溯源和防偽技術為打擊侵權假冒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建議由政府相關部門聯合技術成熟的互聯網企業建立公共的食品藥品防偽溯源監管平臺。消費者利用智能手機下載識別軟件，就可以知道食品的產地、廠家等詳細的信息，讓不良商販和劣質產品無處遁逃。”

公安執法領域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特級優秀警察郝世玲在建議中指出：“比如：阿里巴巴開創了12項專為打假而生、不斷迭代的‘打假黑科技’，聯合執法機關、品牌權利人、消費者等社會各界共建打假共治系統，將原本散落各處的打假資源、信息線索、鑒定資源聚合到一起，實現了對制售假全鏈路的溯源打擊，從根本上解決了假貨流出的問題。”

看來，幾十年來不斷升級政府和民眾共同參與的打假活動，正在走向“科技打假”時代。

9.《外商投資法》獲表決通過

關鍵詞：《外商投資法》

3月1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這意味著，中國為新形勢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認為，外商投資法立法體現了科學性和民主性。既按照客觀的、科學的原則進行立法；同時經過多方討論，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勤中國副主席蔣穎在過去的調研中發現，外商投資企業對于將中國市場作為投資首選地的定位沒有改變。中國市場的消費紅利、轉型紅利還是制度紅利等給外商投資帶來了非常多的機會。但外商投資企業反映最突出的是中國法律體系的不透明性和自由裁量權過大，對于企業投資帶來不確定性。

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指出，應對貿易摩擦、面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堅持多邊貿易規則，堅持全球經濟一體化。把舉辦進博會、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以及這部法律的出臺等舉措串起來看，所有的外國投資者、企業家都能看到，中國是實實在在徹底地開放。

同時，“這部法回應了到目前為止外商投資的疑慮、擔憂，包括國際輿論上的一些討論，比如強制技術轉讓。說明我們優化外商的營商環境是動真格的。”楊成長說。

外商投資法的出臺，是否會如同過去中國加入WTO一般對國內企業、民族工業帶來壓力？楊成長表示肯定會有，“從這幾年的發展態勢來看，我們不怕競爭，變壓力為動力，這對激發我們自己的科創能力、科創活力大有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主席崔波向大會提交了題為《新時代應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勞奮斗和儉樸節約的傳統美德》的發言。

10.加強科技倫理建設踐行“科技向善”

關鍵詞：“科技倫理”

國人大代表、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關于加強科技倫理建設踐行科技向善理念的建議》中提出，要加強科技倫理建設，踐行“科技向善”理念。

“我國正全面進入數字社會，構建包容、可信賴、可持續的數字經濟社會。數字技術在帶來眾多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信息過載、數據安全等問題。基因編輯嬰兒、數據和算法濫用等違背科技倫理的情況時有發生，凸顯了科技倫理的重要性。”馬化騰說：“對科技倫理的關鍵問題在認識上有共識，行為上有共振，才能發揮好科技倫理對科技創新的調節作用，促使科技活動朝著更加有利于人類和人類社會的方向發展。”

“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離不開科技倫理，數字中國建設離不開科技倫理，數字時代的商業競爭離不開科技倫理。”馬化騰說。

馬化騰建議，國家層面要針對相關新技術制定倫理準則，對新技術應用進行引導和規范。行業主管部門應采取與行業主體、學術團體、社會公眾等多利益相關方合作的方式，制定相關倫理準則，并支持行業自律，包括建立倫理審查、成立自律組織、制定行業標準等。同時，要加快研究新興技術領域的法律規則問題。另外，還應積極推動新技術領域的全球治理，參與國際標準、規則的制定，包括推動建立人工智能研發與應用的全球共同倫理框架，確保人工智能持續造福于全人類和全世界的發展。

11.總結：振興制造業是2019資源傾斜方向

總結起來，無論李克強總理“給制造業等基礎行業明顯減稅”，還是“智能+”接棒“互聯網+”，為制造業賦能，抑或5G技術發力工業互聯網、自動駕駛。以及“就業優先”、“工業互聯網人才體系”、“效率紅利”、“科技打假”、“科技倫理”等，絕大多數與企業相關的“兩會”關鍵詞，是與振興制造業和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相關的。

制造企業在2019年，務必擼起袖子加油干，不辜負社會和行政資源向實體經濟傾斜的戰略機遇；在2018年嚴重受挫的互聯網和新經濟，則須重點關注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轉換的時代背景，在中國經濟重要板塊的深層轉換中，找到新的“效率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