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由于受國際經濟地嚴重沖擊，我國經濟形式從不確定逐漸變得明朗。在認準當前經濟狀況下，我國政府秉承“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的要求，及時地實行了兩大宏觀政策的轉型，即貨幣政策從從緊到適度寬松；財政政策從穩健到積極。 在11月26日舉行的第二期“總裁圓桌會議”上，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在外部需求變空的情況下，國內的消費和投資必須跟上。” 在不久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部署了擴大內需的十條措施，其中加大農村飲用水安全工程、加快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和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以及加強生態環境建設被作為重點之一。國務院同時提出，2010年底前，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將投資4萬億來實施這十項工程。11月27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平公布了4萬億投資安排，其中，包括供水、污水和垃圾處理在內的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約為3700億；生態環境這方面的投資為3500億。 數千億資金將涌入環保領域！數額之大，來勢之猛，不由令人垂涎三尺。而很多環境企業對此卻面露愁色：幾千億的政府資金，帶來的壓力也許大于動力。 環境企業如何迎解“擠出效應”？ 4萬億是用來給國家“保暖過冬”的，是福音。而對于環境產業而言，情況可能不那么樂觀了。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認為，此次政府在經濟上的巨大投入會對企業造成巨大的沖擊。傅濤說，環境產業的投資需求并不等于市場，政策的簡單福利性投資，并不會拉動市場，反而會讓一些已經建立的規則產生動搖。 首創股份副總經理郭鵬也道出了自己的憂慮：4萬億在政府手里，作為企業，也許受惠不到，而手里有錢的政府可能會放棄和企業一起“游戲”。“原先政府因為錢不多，所以愿意和企業合作來提高效率，而現在政府有錢了，企業很有可能就被踢出局。”郭鵬說。桑德集團總裁文一波也表示對這種“擠出效應”感觸頗深：“現在我們感覺到各個地方政府原來談BOT的，現在都不積極了，而且條件也越來越苛刻了。” 對此，賈康表示，對于政府巨量投資給環境行業帶來的“擠出效應”，要積極的面對。首先，要去努力說動政府體系里的有心人，使其認同企業的思路，使政府的資金可以和民間資本通過BOT、TOT、PPP等模式有機地進行結合，同時遏制住想“一統天下”、奮力排擠他企的不正之風。此外，賈康還建議，在企業里下一步的生產經營規劃里要做政策方面的全面統籌考慮，該爭取的去爭取，該明確的去明確。 4萬億 怎么花？ 　　4萬億，出手快，力度大！對于4萬億如何花的問題，各界都給予了廣泛的關注。 　　賈康在介紹積極財政政策貫徹中的要領時指出，要運用支出政策積極優化結構、區別對待、大力強化經濟、社會的薄弱環節和增加有效供給達到社會綜合總體效益提高。賈康強調，特別要支持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科技創新、節能降耗、減排治污等所體現的能促使總體的發展方式轉到兩型社會要求的新形態上的具體項目和相關的工藝技術。 　　“我國尚有近1萬座病險水庫及年久失修的供水設施；我國尚有2.3億人未得到安全飲水國保障，這些都投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財力來修整。”賈康說，“同時，我國啟動的包括全流域水體污染防治與管理技術重大專項在內的十幾個重大專項也需要‘真金白銀’地大力投入。” 　　賈康表示，4萬億不會搞出一大批低效的或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項目。中央已明確規定，要建立監督實體，對項目的選擇、決策以及整個項目的完成的全過程加以監督。 　　 民間資本如何跟進政府資本？ 在環境領域內，政府投資是主體。政府巨額資金注入，政府的訂單在增加，而社會企業感到的則是被排擠。民間資本如何跟進政府資本？正是許多人都在急切思索的問題。 對此，賈康認為，社會企業首先應在政府規劃的項目里尋求生存與發展，等整個市場“回溫”后，民間資本或社會資本的跟進就不僅局限于政府規劃的領域，社會企業可主動尋找邊緣上的和其他項目的投資機會。也就是說，可以把民間資本的跟進分成兩個階段，先是跟進政府有明顯導向的項目；之后是跟著市場態勢自主地把投資處理得更活躍。 市政債何時發？ 水務屬于市政功能設施，水行業都是地方在投資，在國家的4萬億計劃投資里面并沒有明確劃分。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獲得確定的份額，那么資金來源仍然存在問題，由此，市政債何時能由地方發行受到關注。 　　賈康表示，市政債現在還處研討階段，距實際的實施還有一定的時間。但是今后的選點實施還是非常有可能的。“對于市政債，“堵不如疏”，就像大禹治水一樣。”賈康說。 　　同時，賈康還介紹說，現在已有個轉債方式，在還本付息關系上來說，實際上就是地方借債，它的約束比較軟，地方政府既然從中央政府轉債過來，如果沒有還貸能力，也就可能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