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海寧一家知名服裝企業拿到了一筆近千萬元的產品訂單。但是企業負責人卻高興不起來：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這筆訂單的毛利率約33%，但凈利率只有0.3%。“利潤都被成本吃掉了。”他感慨地說。

這家企業的情況并非個例。浙江省經信委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近年來，浙江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人員勞動報酬年均增速超過15%，稅金年均增速超過7%，但企業銷售利潤率增速始終在5.5%左右徘徊。

近年來，浙江省為企業降本減負頻頻出招，特別是“四張清單一張網”改革，顯著降低企業的項目審批成本。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我省制度供給不足的短板進一步凸顯，制度性交易成本等企業負擔仍有待繼續降低。日前，省有關部門對11個設區市300家制造業企業的成本負擔問題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在300家企業樣本中，2015年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加的企業比例仍高達62.5%，大部分企業認為該項成本的負擔最重。為此，記者最近對一些企業進行了回訪，進一步了解個中詳情。

制度性交易成本高，高在哪里？

制度性交易成本，看似不直接，卻能看出一個地區的投資軟環境。

目前，浙江省省級實際執行的行政許可事項已從1000多項減少到283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已全面取消。但記者調查發現，制造業企業投資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仍有不少審批、核準、備案、許可、認定、認證、檢驗、檢測等環節，政府部門設權、中介機構評估、關聯企業收費的管理模式讓不少企業家感覺負擔重。特別是投資項目工程建設、商事登記、產品(器具)檢測檢定等各類行政審批中，仍然存在不少收費項目。

投資項目工程建設審批方面，據某企業不完全統計，需要繳納10余種項目收費。該企業一個30畝的土地工程建設項目，僅項目建設保證金和文明施工保證金兩項，就需繳納370萬元。

一家企業反映，為了籌備企業上市，要對企業名稱進行變更(其他注冊登記內容都不變)，在辦理變更手續過程中，各種收費項目累計達200多萬元。

在產品(器具)檢測檢定方面，某企業生產的燃氣管道壓力元件，出廠前要經過當地的特種設備檢測中心檢測(檢測費為銷售額的8‰)，但產品出廠后進入外地市場，仍要到銷售地接受檢測，檢測內容基本不變；杭州一家地板企業的一個新品上市前，按規定要在幾個城市完成近30項不同類別的環保檢測，每項檢測收費都超過1萬元，完成一套完整的檢測報告至少要花費30萬元。

投資審批全流程耗時之長，同樣令眾多企業家苦惱不已。某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不考慮征地因素(一般耗時6個月)，從立項到取得施工許可證共耗時9個月，再加上審批環節之間存在的協調銜接，從項目立項到竣工投產，一般需要兩三年，有的長達五六年。這不僅提高了企業的資金成本，更易錯過商機。

由于大多數中介機構由相關審批部門發證許可，中介服務機構與相關部門之間難免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部分中介機構仍然存在壟斷經營現象，收費較高且不規范。不少依附于行政部門、企事業單位的行業協會、學會利用行政審批、檢驗檢測、技術評審、考核發證等，變相強制要求行業內企業加入協會、學會并收取費用，每年會費少則幾千元、多則幾萬元，讓企業家極為反感。

“安評、水評、能評、環評等中介收費從幾萬元到20多萬元不等，我們企業在支付給中介15萬元安評手續費后，由于中介機構工作人員缺乏相應的工作資質和業務能力，沒有對企業項目進行修改把關，導致企業項目無法通過審查驗收，又得推倒重來。”某企業負責人如此抱怨。

在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制造業企業中，社保成本也是企業的一項不小負擔。“一名員工每月用工成本8000元，扣除‘五險一金’費用，員工拿到手不足5000元，社保費用占比超過四成。我們企業2015年利潤為4000余萬元，不考慮公積金支出，僅職工‘五險’支出就高達689萬元。”某家具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

很多制造業企業的稅費在生產成本中占比過高。

國家出臺的一些優惠政策，在落地過程中有時也會被打折扣。

減輕企業負擔，如何繼續發力？

不少受訪企業家直言，“減輕企業負擔，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推進簡政放權。”這些企業家期盼，很多對企業影響較大的交易成本，包括審批、中介機構服務等，都需要進一步改革。

制度性交易成本看不見、摸不著，沒統計、無數據，但都大量存在。幫助企業降低成本，不僅是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一條有效途徑，還是提升企業信心、增強企業投資能力的客觀需要。

“結合浙江而言，我省仍要繼續推進企業投資審批制度改革，繼續擴大企業投資項目不再審批試點范圍，嚴格落實零地技改不再審批政策，繼續大力推廣高效審批模式。”省有關方面在省政協的一次調研中建議，還應規范中介服務，一方面要培育中介組織體系，通過市場化競爭的辦法提高中介服務質量、降低中介服務收費，另一方面要加強對中介服務機構的監管，出臺服務標準、服務流程，明確收費標準。

“要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必須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結合起來。特別是通過結構性減稅、簡政放權等改革，優化政府管理，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促進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轉變；同時，激發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充分發揮企業家的才能，調動企業的積極性。”浙江工業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吳偉強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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