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訊      上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高院）作出終審宣判，強生（上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強生（中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限制“最低轉售價格”構成“縱向壟斷”，被判賠償經銷商北京銳邦涌和科貿有限公司（銳邦）53萬元。該案是《反壟斷法》頒布五周年以來，第一起原告勝訴的反壟斷案生效判決。

繼葛蘭素史克案揭開藥價虛高現象的一角后，強生案引發了外界對洋品牌醫療器械壟斷高價的關注。

洋品牌占七成份額

大到診療設備，小到心臟支架，醫療器械市場一個業內公認的判斷是，“國貨”和“外國貨”份額三七開。

根據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的統計，2012年，中國醫療器械進口總額為124.72億美元，比2011年增長14.56%。

數據折射現實對于患者來說，裝個人工關節、心臟支架等，醫生樂于推薦“洋品牌”，價格自然也高出不少；做個檢查，所使用的彩超儀、核磁檢查設備、生化分析儀等也基本都是“國外造”，檢查費動輒幾百上千。

“在上海，目前骨科植入物和心臟科植入物領域，跨國公司產品占據了絕大多數份額，價格也比本土企業貴50%左右。”中國醫療器械行業協會外科植入物專業委員會名譽理事長姚志修說。

這樣的“高價”中，除了性能因素，究竟有沒有、有多少“水分”？

“有個75歲的老朋友出了交通事故，醫院非要安裝7萬元的人工關節，要不就轉院。”一位業內人士說，他不得已轉院后，所用的同類型關節只花了4萬元。“這好比你要買車，明明只需沃爾沃，可對方卻非要你買法拉利。”

姚志修也和記者講述了自己一個朋友的遭遇：一位香港的老太太，在內地一家醫院做手術，安裝了人工關節，雖然手術費便宜，但回香港后手術中的材料費卻被拒絕報銷，理由是超出香港價格1倍以上。

回扣比例約為20%

參與強生案審判的法院工作人員介紹，銳邦是強生醫用縫線、吻合器等醫療器械的經銷商。

但在雙方2008年的經銷合同中，強生約定銳邦不得以低于規定的價格銷售產品，在發現銳邦“違反規定私自低價”后，強生取消其在部分醫院經銷權，最后還停止供貨。

涉及轉售價格的縱向壟斷認定，一般很難。上海高院此番把相關市場競爭是否充分、被告市場地位是否強大、被告實施限制最低轉售價格的動機、限制最低轉售價格的競爭效果等四方面情況，作為最關鍵的考量因素。

上海高院認為，強生在競爭不夠充分的醫用縫線市場具有相當強大的市場地位，限制最低轉售價格行為，排擠了有效率的經銷商，不僅排除品牌內價格競爭，還阻撓了品牌間的價格競爭。

“這種限制經銷商轉售價格行為，導致了產品價格被人為推高。”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龔炯說。

壟斷，固然是企業追逐高利潤的結果。然而，業內人士透露，還有一些企業定出高價，是為了消化背后商業賄賂的“成本”。

一位曾經擔任醫療器械合資公司總經理的業內人士說，產品定價高，醫院、科室、醫務人員獲得的回扣也高，推薦產品的積極性大，銷量也能保證。

姚志修舉例說，回扣比例基本都差不多，但進口產品的單價高，回扣自然更為豐厚。假設一個進口人工關節價格為3萬元，它的回扣可能為六七千元；而國產的價格為1.5萬元，那么回扣也就只有3000元左右。

從近幾年曝光的案件中，這種現象便可見一斑：一臺美國品牌的彩色血流圖成像系統以98萬元的價格賣給醫院，而送給院長的回扣就達10萬元；一臺韓國產的三維多功能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賣給醫院價格是160多萬元，而送給院長的“好處費”達30萬元；一個合資的心臟固定器市價2萬元，醫生回扣就有3800元。

監管“漏洞”

對于上游的強制“限低價”，下游經銷商往往只能“無奈接受”。反壟斷律師郝俊波說，這種壟斷案件查處的難點在于，下游企業雖然也是這種壟斷協議的受害者，但可能迫于上游企業的壓力而不敢“抗爭”，只能被動接受最低轉售價格。

另外，采購、定價等環節存在監管“漏洞”，有著較大的“可操作空間”，導致醫療器械領域利益鏈叢生。

“一些地方醫療器械價格是由企業上報給行業協會、再上報給物價局備案，行業協會不會隨意更改價格，最終導致用誰家的產品、定多少錢的學問很大，醫療器械也成為新的尋租方向。”一位醫療器械銷售商說。

2011年4月至2012年5月，江蘇省徐州市云龍區檢察院在醫療器械采購領域連續查辦了9件涉14人的腐敗系列案，涉案金額400余萬元。

有關專家認為，有關部門應完善醫療器械定價、采購制度和標準，加快打破“以藥養醫”格局，加大監管力度，鏟除尋租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