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地震直接襲擊了東京周圍的兩大工業地區：以千葉縣的千葉市為中心面臨東京灣的“京葉工業地域”和從東京到橫濱的所謂“京濱工業地帶”延伸出來的包括崎玉縣，群馬縣，櫪木縣和茨城縣的“北關東工業地域”，這些地區是日本的鋼鐵、化工、石化、汽車和半導體產業集中的地帶，而這些產業所生產的產品是日本在國際市場上最有競爭力的那部分，其中很有一些所謂“onlyone”的產品。
      但這次地震使得日本人失去了他們產業界的很大一部分產能。據統計將起碼在短時間內喪失100%生產能力的有：發電機組，線材，高級單反照相機，高級光學鏡頭，計算機硬盤鋁制底板；幾乎100%的有：汽車，磁記錄媒體；一半以上的生產能力受損的有：半導體硅園，噴墨打印機，汽車輪胎以及其他汽車配件。
      災情之烈，受災區域之大，再加上寸斷了的物流和電力以及燃料的不足，使得災害恢復的進度可能會比較緩慢，醫治這次震災的創傷可能要花費好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
      在醫治震災創傷的同時，日本產業界還面臨著一些其他影響日本經濟發展的因素。首先是電力供應，受到震災的襲擊，在這一區域里中以福島一號和二號，女川等三個核電站為首，加上其他火力發電站的不少發電機組解列停機，退出電網的裝機容量達到了1876.6萬瓩。
      福島一號核電站前途暗淡，二號核電站也將進入長期檢修，因為其地理位置過分靠近福島一號核電站，所以其是否能夠繼續使用還要取決于福島一號核電站今后的事態發展。無論如何，這一區域將長期出現900萬瓩左右的電力空缺已經幾乎成為不爭的事實。預計如何填補這一空缺甚至可能會成為上升到成為國會議題的政治問題高度。
      日本產業所面臨的另一困難局面是日元的升值
      從1971年8月美國放棄金本位，布雷頓森林體制宣告終結，日元被迫采取自由匯率之后。每次大的自然災害之后，日元總會進入一個急劇升值的時期，這種升值和經濟現況無關，只是日本的各大保險公司為了理賠而不得不出售其保有的各國有價證券以換回日元，這種舉動對供需關系所帶來的影響致使日元匯率在短期內急劇上升。
      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日元對美元匯率曾經創下79日元兌換1美元的最高記錄主要就是出于這個原因，而這次地震之后在三個工作日內日元已經飆升至81，開始了向歷史最高紀錄逼近，現在還不能斷言這次的日元匯率到底能走到何處，但肯定會在80左右徘徊一段時期。無論如何，這種堅挺的匯率將影響到這個地區以及日本的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能力。
      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的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企業紛紛采取了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以抑制成本，維護其價格競爭力的對策，而阪神大震災之后急速的日元升值更是將這個對外轉移的流向從主要是東南亞各國轉到了中國大陸。
      現在的日本企業可能面臨著比1995年之后更為困難的選擇
      在從廣場協議之后一直到阪神大地震這段時間內日本企業轉移生產基地的行為基本上是出于純粹經營上的考慮，而從中曾根康弘政權開始表現出來的自民黨執政能力的下降也使得日本人沒有考慮過這種轉移行動會產生改畫世界經濟地圖的后果，從而政府基本上對企業的這種行為沒有進行過任何干預，幾乎是放任自流的。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這種“不干預民間的企業行為”政策的后果之一是促使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中國去年的國民經濟總產值（GDP）已經超過了日本，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日本政府可能不會鼓勵日本企業繼續向中國大陸轉移生產基地，尤其是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生產基地。
      即使考慮到這個因素，可供日本人選擇的手段也不多。這次地震已經告訴了日本產業過于集中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更何況懸掛在日本人頭上的還有另一把達摩克拉斯之劍，那就是傳說中的“東海大地震”。
      所謂“東海大地震”是指以靜岡縣富士宮地區為震中的海溝型地震，這個地震在統計學上很有規律性，隔100到150年就會發生一次，每次發生都帶來巨大的損失。最近的一次是發生在1954年的8.4級地震，從統計學的角度現在是東海大地震的襲來時期，實際上現在以東京為中心的東日本地區的防災規劃都是以“東海大地震”為想定目標而制定的。
      在這次東北大地震之后的15日晚間東京時間20：31左右，靜岡縣富士宮市發生了一次六級地震，雖然震級不高，也沒有什么大的損失。但這條新聞在日本并沒有被淹沒在有關東北大地震的其他新聞里，因為這個地方讓人想起“東海大地震”，但地震后日本氣象廳所公布的結論更加令人不安：“這次地震和東海大地震無關”。那么那個東海大地震究竟什么時候以什么形式到來呢？
      預料中的東海大地震將會襲擊的地區還是這次東北大地震所襲擊的地區，這就給日本人提出了一個繼續把產能集中在這一地區是否明智的問題，然而向何處分散產能也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單純從企業經營出發，較低廉的地租，人工費用，基本完備的基礎設施條件，較少的自然災害以及文化上的相似性使得中國大陸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日本國內高昂的地價，租金，工資，法人稅和幾乎無處不在的自然災害的威脅都會影響到企業的選擇。
      這些不利條件和向中國過度轉移產能而帶來的對日本制造業安全性本身的威脅相比之下的裁量取舍會讓日本政府及其企業經營者們頭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