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2月15日發表題為《大衰退：應對與挑戰》的文章，摘編如下：

　　國際經濟中的轉折點

　　雖然最初的跡象在2007年就已經顯現，但國際社會直到次年9月份才完全認識到這場危機的緊迫性和嚴重性。雖然不穩定形勢源自于與房地產有關的美國金融市場，但很快就意識到這場危機的蔓延潛力及其重創世界經濟的能力。雷曼兄弟公司的意外破產是將美國金融系統推向懸崖邊的這場風暴的標志。大西洋兩端的快速反應避免了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但卻未能避免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造成毀滅性的后果。財富縮水、產量下滑、失業加劇和債務增加，既打擊了作為危機源頭的發達國家，也沖擊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

　　為了應對這場危機，各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無論在力挺金融體系，刺激需求，避免衰退，從而重建預算平衡，還是避免主權債務危機方面，這些措施都堪稱空前絕后。特別是在危機的最初階段，各國的個性化應對措施與尋求國際協調合作形成互補。二十國集團（G20）被選為推動這項工作的框架。從此，G20似乎已經成為國際體系中頗受青睞的經濟管理機構。3年來先后在華盛頓、倫敦、匹茲堡、多倫多和首爾舉行的一系列峰會體現出改革倡議的進展失衡。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危機中最迫切的緊急情況得到克服，無論是峰會上達成的共識還是所達成協議的重要性似乎都逐步減弱。

　　實際上，在不穩定形勢開始，并投入大量公共資源3年之后，似乎對衰退的恐懼感并沒有完全消退。經濟活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蘇，但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復蘇并沒有轉化為就業的復蘇，與金融體系脆弱性有關的風險依然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從規模和影響的角度來說，這場危機是國際經濟前進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危機后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將與我們過去認識的世界大不相同。首先，危機凸顯進行深度改革，降低國際金融體系風險水平，使世界經濟擁有符合當前條件的管理機制的必要性。與此同時，危機還動搖了作為最正統的經濟觀點基礎的關于市場運作的一些前提條件，建議重新審視制定經濟政策所依靠的理論框架。對危機的應對方式使政府可允許的行動范疇得到放大，甚至到了始料未及的程度。但政府干預成本的分配不對稱也成為造成社會不滿情緒的因素。最后，危機也明確無誤地體現出世界經濟逐漸向東方傾斜的趨勢，以及新經濟中心在國際范圍內的崛起，這是某些具有新興市場和地區影響力的國家取得重大成就的結果。總而言之，我們似乎在邁向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金融體系要接受更為嚴格的監管，必須糾正所謂的全球不平衡狀況，與美國經濟聯系在一起的過時的霸權會遭到削弱。

　　危機的根源

　　雖然分量各有不同，但這場危機是混合起來能起到爆炸性效果的一系列因素結合在一起的結果。所謂全球不平衡達到的規模，美聯儲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持續時間過長，一些國家大量積累外匯儲備，當局對市場自我監管能力的過度信任以及隨之產生的監管漏洞的持續存在，通過求助于信貸的方式支撐需求的熱情將支付能力有限者變成負債人，對信貸機構高管們實行不適當的激勵措施等都是危機背后的一些重要因素。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金融危機達到1929年以來國際經濟未曾經歷過的嚴重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某些因素很難被認為是絕對有害的因素，有的是對之前的一些形勢或不平衡局面的應對措施，而當時也很難找到其他替代方式。例如美聯儲2001年衰退之后采取的持續低息政策是網絡工業爆發危機后，考慮到美國經濟恢復活動和創造就業方面的困難而做出的決定；一些國家采取大量積累外匯儲備的政策作為自我保障機制是吸取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并考慮到在市場驟變面前缺乏全球應對機制的現狀。

　　現在，在分析這些主因的關系的同時，還致力于分析導致危機的最中心的原因，而經濟專家在這方面的看法不一。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的拉詹認為，最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國際經濟存在三條大的“斷層線”，而這三條“斷層線”是造成其他失衡現象的主因。第一條線是美國當局過度使用貸款作為刺激需求（特別是住房需求）和使貧困階層的選民感到滿意的途徑，避開了采取行動，改變貧困群體面臨的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必要性。第二條線是以中國為標志的一些增長強勁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崛起。最后一條線是在一個日益開放和全球化的世界產生的沖突，這是存在著遵循不同邏輯的金融體系的結果：有的遵循競爭、透明和對刺激做出回應的觀點，有的則更服從于公共控制和政治觀點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