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信息北京2月24日電　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2月15日發表題為《大衰退：應對與挑戰》的文章，摘編如下：

　　（接上篇）

　　如何走出危機？

　　從爆發到現在，危機已經經歷了幾個階段，要求政府不斷調整應對措施。第一個階段的特點是產生了與房地產市場和金融衍生品有關的股票下跌造成的金融市場問題。由于對擁有有毒資產的金融機構的影響程度缺乏了解，市場的不信任感增強，導致非常嚴重的信貸荒。當局采取了大量特別措施避免可能發生的金融崩潰。

　　對于扶持金融系統的措施和力度，政府的解釋是，必須采取快速和果斷的措施來阻止這場火燒毀整個金融體系，并蔓延到整個經濟。實際上，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快就蔓延到了實體經濟，造成嚴重衰退，2009年上半年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出現了負增長，失業率急劇上升。各國當局再次通過支持消費、支持戰略部門或減稅等方式采取刺激需求的特別措施。不僅發達國家，一些發展中國家也采取這樣的應對措施，通過刺激需求來緩解經濟活動下滑的趨勢。很多人認為，這是凱恩斯主義的復蘇，公共權力部門試圖刺激私人部門沒有條件推動的開支能力。這些措施使西方經濟陷入巨額公共赤字，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實際上，只有一部分赤字是一攬子財政刺激措施的結果，大部分公共赤字的增長是財政收入急劇減少的結果，衰退和危機造成的開支增加，特別是失業保障的增加是導致財政收入減少的主要原因。

　　在2009年年中執行這些財政刺激措施之后，似乎有跡象表明，經濟生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復蘇。這些跡象的出現也促使很多人宣布經濟增長新春天的“綠色萌芽”已經出現。但在大部分經濟體，這些預言并沒有成為現實，特別是歐洲國家。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則是另一番景象。除了東歐和中歐倡議組織國以外，到2009年底，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都出現了強勁的增長勢頭，并在2010年得以保持。

　　最后，危機在2010年5月初進入了新階段，一些經濟體長期積累的不平衡造成的主權風險加劇。在這一階段，金融市場感受最大不安的地區是歐洲，特別是歐元區。一些之前呈現最明顯失衡狀態的國家（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和意大利）開始承受市場不信任的后果，不得不采取嚴厲的調整措施，付出高昂的社會和政治代價。此前對國際資本的依賴性和公共赤字達到的規模成為這些經濟體脆弱性的決定因素。

　　如果說危機是對市場自我監管能力過度信任的產物，那么對危機的應對措施應該是為公共權力部門進行更積極有效的監管提供新的空間和工具。各國當局致力于支持金融系統并刺激需求而采取的措施似乎表明了以政府更大的主動性為特點的國際經濟新時期的開始。2010年5月以后，這一印象逐漸淡化，各國政府似乎迫于市場壓力改變了初衷，試圖通過一系列財政措施來贏得聲譽。

　　但這種做法卻會造成兩個問題。一是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問題。嚴厲的調整措施勢必加劇社會緊張形勢，最終影響到機構的合法性和調整過程的可執行性。在很短的時間內，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就發生了一些社會事件。此外，調整措施鞏固了此前關于政策受益者正是危機制造者，而更嚴重的成本落到無辜受害者頭上的觀點。與危機應對措施相關的成本和利益分配不均是各國政府飽受批評的部分原因。第二個問題與將調整措施作為擺脫危機途徑的做法本身有關。在像歐盟這樣高度一體化的經濟環境下，同時采取公共開支緊縮政策會通過相互需求的減少，對經濟活力產生廣泛的影響。因此，很多人認為，目前正在采取的措施只會延長衰退的周期，距離經濟復蘇越來越遠。

　　即將到來的世界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危機是國際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復蘇后的經濟所具有的特點很可能已經與上世紀末大有不同。在有些情況下，變革的趨勢已經提前顯現出來，因此危機不過是為這一趨勢又增添了一個因素罷了。但在另一些情況下，變革是與危機推動的因素及其影響密切相關的。在這里，我們要特別強調變革的6個方面。

　　•國際經濟的發展演變日益呈現出活力中心向東方轉移的趨勢。從至少20年前開始，世界上增長潛力最大的經濟體就出現在亞洲。考慮到衰退對亞洲經濟的影響有限，以及該地區快速而強勁的復蘇勢頭，可以說危機所起的作用不過是加強了經濟中心的這一轉移過程。在這一進程的同時，美國60年來保持的霸權實力也大大喪失。雖然速度緩慢，但這一進程似乎是不可逆轉的。

　　•東方，特別是中國主角地位的日益增強看來不會指向戰后兩極世界模式的翻版，即由美國和中國來領導世界。實際上，目前國際經濟似乎是在一種金融平衡的領導下，這種平衡相當于冷戰時期的武力震懾，而現在這種震懾力是通過中國和美國引導儲蓄的方式表現出來。但除了這一因素之外，未來可能出現的前景是一個擁有兩個以上權力重心的世界，是一個其他新興大國（如墨西哥、巴西、伊朗、印度或俄羅斯）的分量日益增加的多極化世界。在這個演變過程中，還要注意到前面提到的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但美國、歐洲和日本仍然保持著強大的經濟影響力和國際行動能力。

　　•危機似乎結束了建立在通過持續執行匯率控制政策而制造過度貿易基礎上的增長模式的有效性。要想像過去那樣，存在一些過度生產者，就必須存在愿意負債的過度消費者。這個角色長期以來都由美國在扮演，為出口增長戰略的成功提供了養分。很難想象美國還能在未來繼續扮演這一角色，使自己的負債進一步加重。也看不出哪個經濟體能夠取代美國的這個角色。因此，這種戰略未來將很難實行。但這并不妨礙出口繼續擔當一些經濟體發展動力的關鍵因素。

　　•第四點是與上一點有關的。走出危機以后的世界似乎有必要建立更正規和更有效的國際宏觀經濟協調體系。在當前這樣的一體化世界中，各國采取的經濟政策決策的外向性加強了。在這一背景下，即便每個國家都是完全出于自身考慮制定政策，它們的決策也會相互影響。這種外向性是潛在的利益沖突的源泉，可能造成一些互相傷害的戰略舉措的發生。針對這一問題的理性做法是提高宏觀經濟協調的水平，促使每個國家都能夠考慮到本國決策對別國的影響，從而實現比獨立應對更有效的合作平衡。

　　•與前兩點有關的一個因素是國際經濟中的儲備體系。所謂的“匯率戰”不僅與前面提到的不平衡有關，與國際儲備體系的缺陷也密切相關。對美元的依賴制造了穩定、平等和效率等方面的問題。似乎必須要討論未來的國際儲備模式應該是什么樣的。

　　•最后一個因素涉及與危機根源有關的問題：改變銀行模式、對金融機構資本質量提出更高要求、提高透明度和重新確定高管激勵措施等的必要性。這是進展最大、成果最顯著的領域。《巴塞爾協議III》也許是二十國集團內部協調努力的最有效成果。未來我們將迎來一個監管更好，風險更低的金融世界。這將帶來增長方面的成本，但卻有利于更大程度的穩定。但監管方面取得進展并不意味著危機的風險消失：它只說明下一場危機的原因很可能是與今天我們考慮監管改革時的因素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