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演的美國會議員要求人民幣匯率上漲、日本指責中國持夠日元事件，反映了金融市場上的風云變化。美元風光不再卻依舊把持著世界金融貨幣標準的地位，國際上對于日元走勢的捧高與日央行緊急干涉經濟的行為，都進一步加深了對國內進出口企業的沖擊。

      下面就分析下二戰后世界金融戰場的歷史變遷。
　　美德"貨幣大戰"
　　完美阻擊美元霸主 德國馬克功成身退
　　20世紀60至90年代，當時的聯邦德國（下稱"德國"）成為二戰后世界經濟中最耀眼的亮點之一，對外貿易持續保持順差，德國貨幣馬克對美元始終保持強勢。面對世界貨幣霸主美元的強烈攻勢，德國堅持貨幣政策的獨立自主性，對內堅定奉行"反通貨膨脹為綱"的原則，對外積極推動區域貨幣合作，德國經濟在出口貿易的強力驅動下，成功避免了日本式的資產泡沫破滅與劇烈波動。
　　德國央行--聯邦銀行前任行長漢斯•提特邁爾曾在馬克發行50周年慶祝活動上評價："穩定的德國馬克成為了穩定德國社會的重要支柱。"
　　從1960年至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累計升值2.79倍。20世紀70年代以來，馬克的國際地位舉足輕重，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也是特別提款權五種定值貨幣之一。20世紀90年代末，馬克在歐元的締造過程中，起到了核心貨幣的作用，最終于1999年歐元誕生時圓滿退出歷史舞臺。
　　

      靈魂--貨幣政策獨立穩定
　　為捍衛經濟霸主地位，美國企圖采取"貨幣壟斷"的方式攻擊日漸強大的德國經濟。1985年，美國與德國、日本等國簽署《廣場協議》，旨在逼迫德日兩國貨幣升值。1987年，在美國的倡導下，西方七國集團又達成《盧浮宮協議》，同意采取聯合措施穩定美元幣值，但美國不愿提高國內利率，而是向德國和日本施壓，要求兩國降低利率，通過削弱馬克和日元實現美元的穩定。
　　面對美國的壓力，德國央行態度鮮明：堅決穩定國內物價和產出。為避免通脹，德國央行不以犧牲國內物價穩定為代價降低利率，不主動干預匯率。德國政府則擺出一副無奈表情：央行獨立于行政體系之外，政府無權干涉貨幣政策的制定。
　　德國聯邦銀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體系，德國政府和憲法賦予其強大的獨立性。抑制通脹始終是該行的最高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這種強大的獨立性使德國聯邦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能夠盡可能地排除外界干擾，獨立自主地作出決策。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指出："德國中央銀行有著強大的獨立性，在這個銀行的信念里，穩定物價是最重要的目標。"
　　德國央行的貨幣穩定政策為馬克成功保持內在價值奠定了基礎。長期以來，在工業化國家中，德國一直保持著較低的通脹率。1980年至1984年間，德國的平均通脹率為4.5%，而同期美國的通脹率高達7.5%；1985年至1989年間，德國將平均通脹率控制在1.3%，遠低于美國同期的平均通脹率3.6%。　方向--區域合作分擔壓力
　　對于德國經濟安全而言，如果說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是一道防火墻，那么歐洲區域貨幣聯動機制，就好比天罡北斗陣。通過不斷推動區域貨幣合作，德國成功化解了投機資本的沖擊，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馬克升值壓力。
　　1972年，歐洲共同體國家達成協議，區域內各國貨幣間匯率波動幅度保持在2.25%以內；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正式建立，這一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機制得以延續；1989年東西德統一，貨幣也實現統一；1999年，歐元區誕生了統一的貨幣體系--歐元。
　　在此情況下，投機資本面對的便不再僅僅是德國馬克，而是歐洲區域內所有國家的貨幣，馬克的升值意味著區域內各國貨幣也隨之升值，這使德國無形中得到了其它歐洲國家的扶持，馬克升值的壓力得到其它國家共同分擔。
　　此外，歐洲貨幣聯動機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將針對馬克升值的投機資本轉移到聯動機制內相對較弱的貨幣身上。當市場普遍預期馬克要升值時，投機資本往往轉而"狙擊"相對馬克較弱的里拉、英鎊或其它歐洲國家貨幣。

　　支柱--"德國制造"實力雄厚
　　余永定指出，"貨幣戰爭"歸根結底是經濟實力的較量。
　　德國馬克能夠取得國際化貨幣的地位，與德國迅速上升的、以設備出口為主的貿易密切相關。一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對于決定出口商品使用何種貨幣計價有著重要影響。可以說，強大的制造業為馬克國際地位的提升立下了汗馬功勞。
　　20世紀80年代，德國出口迅速攀升。德國官方數據顯示，1980年，德國出口額占世界市場的份額為9.9%，1989年，該比重上升至11.4%。其中，在德國出口貿易中，對工業化國家的出口額約占10.5%至13.1%

 

　　美日"貨幣大戰"
　　"廣場協議"埋禍根 日本深陷"失去的十年"
　　歷數二戰后的貨幣談判，最有名的當屬1985年日美等5個發達工業國簽訂的廣場協議。該協議以修正高位美元、減輕基準貨幣美元的壓力為共識，是美國主導下的美元霸權的一次淋漓盡致的體現。
　　而以日元大幅升值為起點，日本貨幣政策在廣場協議后被美國綁架，陸續出臺不合時宜的利率政策，催生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資產泡沫，并在1990年被戳破。在之后5年期間，日本全國資產損失達800萬億日元，接近兩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日本作家瀧田洋一在《日美貨幣談判--內幕20年》一書里談到，"從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開始，經過廣場協議，再到日美構造協議，那以后，日本貨幣外交就踟躕不前了。這個過程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國方面一直在想方設法控制新興的日本。從金融和貨幣的角度觀察，美國實現了東京金融市場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減輕了基準貨幣美元的負擔。"

　　"金融黑船"來了
　　1980年初期，里根政府奉行強大美元政策，美國產業競爭力迅速降低，對日、德等國家貿易赤字也顯著擴大，使國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但美國將美元居高不下原因歸咎于日元估值過低，指責日本金融資本市場的封閉性和日元國際化的遲鈍。
　　1983年7月，里根訪日，與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達成設置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的決議。1984年2月至5月，日美雙方工作組共召開6次會談，并在5月份公布《日美日元美元委員會報告書》、《金融自由化與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隨后，日本主要金融機構開展債券買賣業務，大藏省（現財務省）廢除日元兌換限制，并將面向居住者的短期歐洲日元貸款實現自由化。
　　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大幕徐徐開啟，日本各界開始驚呼"金融黑船"（"黑船"是日本幕府末期對歐美輪船的稱呼）已逼近日本資本港口。
　　日美日元美元委員會的成立并未遏制美元的漲勢，1985年2月13日，美元對日元匯率報263.65日元，接近1982年的270日元高位。同年3月，美國參議院要求討論對日本的報復措施，并在4月份通過該報復案。
　　1985年9月22日，五國集團（美、日、德、英、法）在紐約廣場飯店宣布，一致同意修正高位美元，用賣出美元來進行聯合干預匯市。數據顯示，廣場協議后的6個星期內，各國共計賣出102億美元進行干預，其中美國32億，日本30億，德法英合計20億，其他G10成員國20億。受此影響，日元匯率持續走高，美元對日元匯價在一年之內從約240日元跌至150日元。
　　埋下長期蕭條禍根
　　廣場協議后，美元的暴跌使得從日本流入美國的、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價值暴跌。日本作家吉川元忠在《金融戰敗》中評道，"日本將自己的過剩部分轉移到了儲蓄不足的美國，并因為美元貶值而使國民的血汗結晶喪失其應有價值。"
　　但到1987年，貨幣市場出現了美元匯價過低問題。為防止美元過度貶值引起世界性的貨幣動蕩，發達工業國G7集團在法國盧浮宮達成了阻止美元進一步貶值的協議，具體措施包括將匯率行情"穩定在目前水平附近"、對匯率過度波動進行干預以及降低除美之外工業國的利率，以本國利率低于美國利率的利差來保持美元匯率。日本一舉將基準利率下調50個基點至2.5%，并將該超低利率水平維持2年零3個月之久，為資產泡沫的滋生提供溫床。
　　期間，日本雖有上調利率的契機，但卻不幸遭遇1987年10月26日的美國股災（黑色星期一），全球股票市場前景陷入不穩定，使日本延誤了修正貨幣政策的時機。但德國和美國分別于1988年7月和9月上調了基準利率。后來，日本央行在1989年5月之后的1年零3個月里，將基準利率從2.5%大幅地提高到6%。這種急剎車式的緊縮政策雖在消除泡沫方面發揮了作用，卻為其后日本長期蕭條埋下了禍根。
　　復旦大學馮昭奎教授評論道，"盡管日本政府阻止美元過度貶值也是為了使已有的對美投資不貶值，然而這種措施的結果是繼續推動對美投資并容忍美元資產進一步貶值，這意味著日本已經陷入一種極為被動的、受制于美元的圈套。"吉川元吉則直斥道，"美國玩弄匯率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減少自己的債務負擔，同時還取得扼殺日本國力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