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金融等其他“看上去很美”的產業，實體制造業才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動脈。然則，實體制造業通?！褒嫶蟪林亍保@究竟是社會發展的軟肋還是鎧甲？

或許是我作為保守主義者的偏見，依我之見，盡管容易受到資本市場的“偏見”，但相較于金融等其他“看上去很美”的產業，實體制造業才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動脈。

理由當然有很多，我這里只說一個非經濟邏輯的原因，那就是：相比于金融業和虛擬經濟的靈活輕快，由于“實物資產”的龐大底盤，實體制造業和各種社會要素的嵌合更“扎實”，與所謂“國運”的聯系更緊密。

舉個例子，要知道，任何一個成規模的制造業園區，都會對周圍的真實世界提出苛刻要求：比如，運轉順暢的交通系統；平穩的電力和能源供應；勞動技能和素養均完備的工人；訓練有素且規模龐大的工程師群體；與整個工業園區配套的居住，餐飲，醫療，教育等硬件設施；地方政府穩定的行政治理能力……等等。

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園區甚至工廠，都不是一座孤立的島嶼，而是真實社會的一隅，它們共同拼湊出一個叫“國家建構”的東西：只有在一個綜合環境相對穩定的社會土壤里，制造業才會生根發芽，遍地開花。

而或許依舊屬于某種偏見，相較于腳踏實地的實體制造業，給人的感覺，金融業更像是一根虛無縹緲的風箏線：它高高在上，卻拒絕扎根；它擁有某種與生俱來的“過客感”，總是與能讓一個國家更具凝聚力的那部分力量若即若離。

所以，在一些學者眼中，倘若以國家建構或者說長治久安為使命，那么一個社會的“主邏輯”應該是生產型，金融邏輯應該是實業興旺后產生的一個風險型的“副產品”。

之所以今天談及這個，是因為不久前去蘇州出差，走訪了一家主要做CNC加工和半導體切割的制造業企業，他們的創始人說了一個很觸動我的觀點，大意是：實體制造業需要重資產投入，但由于財務體系（比如設備折舊）等投資邏輯的考量，資本普遍不愿意進入實體制造業；而有些民營企業自己在做資產投入時，如果它的規模很小，那最后結果很可能是，過去幾年企業生意很好，但不知是“生意好”的原因還是結果，最終它一定是讓你不斷地用收入買設備——換句話說，幾年之后，驀然回首，才發現你的財產都是一堆設備。

嗯，聽起來確實有違直覺，但在我看來，僅從金融邏輯上，這確實是制造業的軟肋，但倘若從更高的視野俯視，它可能卻是整個社會發展的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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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Netflix拍的紀錄片《美國工廠》火了，也讓科技媒體的目光暫時從新經濟，轉移至聚光燈外的制造業。在《美國工廠》里，一段對福耀中國工人廠區生活的描述（尤其是工廠晚會和集體婚禮），讓人依稀體會到工人對“工廠”二字的身份認同感。

從紀錄片里可以發現，大量陌生的年輕人，在工廠里形成了一個微縮的人情社會。盡管其釋放出的集體主義情緒，令許多浸潤在大城市的職場人稍感陌生甚至不適，但在現實層面，由于自身的龐大體量，福耀廠區本身就已構成一個迷你社會，并在經濟，政治，乃至氣質上，與福建福清這座城市的發展血脈相連。

其實如今的年輕人已經沒有太多“工廠記憶”，但連同彌漫在舊時代的工業氣息，這種記憶卻在父輩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盡管在如今的商業社會，“工廠辦社會”已被專業的市場分工淘汰，但制造業巨頭之于一座城市的“根基”作用依舊存在。

一個不錯的案例，就是富士康在鄭州的落地。

眾所周知，2010年，為了爭取富士康工廠落戶鄭州，河南省和鄭州市可謂傾盡全力。因為他們深知，巨型制造業企業自身就是一個生態系統，它勢必會對整座城市完成脫胎換骨的改造作用。

不談對當地人力資源的吸納（這個非制造業巨頭也能做到），就以基礎設施為例，要知道，地處中原的鄭州機場，位于中國航空網的中心位置，但在2010年之前，機場附近基本還是食品和鋼鐵加工等低附加值產業，航空港的區位優勢并未得到充分發揮。而當富士康來到鄭州后，憑借高附加值的手機生產業務（以及被吸引來的一整套產業鏈），立即盤活了這一優勢。

此外，鄭州航空港還從富士康爭取到了物料倉儲分撥中心（原來在香港），全球蘋果手機的維修都可以在新鄭保稅區完成，這極大帶動了航空港區飛機貨運量和貨值的增加。事實上，這也是為什么當初為了吸引富士康，當地政府承諾擴建機場等基礎設施。

事實上，從福耀和富士康的例子不難發現，制造業巨頭一旦選擇在一個地方扎根，就是選擇與它休戚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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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與當地其他資源的共生發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很多產業的“務虛”，實體制造業的普遍“務實”，讓它成為一個無需粉飾的行業。

舉個例子，行業里沒人會否認，盡管過去這些年國內裝備制造業獲得了長足發展，眾多核心零件也得到了明顯改善，但很多高端制造設備依舊幾乎被外企壟斷。

譬如先進的數控加工設備——如果說實體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穩定之錨，那么機床就是夯實這根錨最值得仰仗的利器，尤其是先進數控加工設備，對于任何國家都是重要的經濟資產。

不過，中國作為世界第一機床生產和消費大國（中國年度數控機床的市場規模超過3000億人民幣），由于先進數控機床相對落后，讓許多下游產品無法做到完全自主，在一些業內人士眼中，這已成為掣肘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攔路虎。

誠然，在高端設備制造領域，中國離瑞士和德國等少數先進國家尚有一段漫長之路——但若論及對這些設備的掌控，對整個零部件的生產，中國是有巨大優勢的。

不談人口和價格等宏觀因素，就說工藝上的微觀細節，中國企業往往可以根據實際生產過程中的具體需求，不斷地將這些設備做改造和微創新。

舉個例子，我這次去蘇州出差走訪的企業叫顏面科技，主要生產3C和汽車零部件，在體量上和富士康尚有巨大差距，但在手機領域也和Vivo，Oppo，華為等品牌都有一定的產業鏈關聯。他們的創始人王力告訴我，在半導體切割方面，與傳統的激光切割不同，顏面是用的是改造過的CNC加工中心來切割，具體工藝細節不說了，總之切出來的芯片更美觀，也更節省空間。

當然了，在絕對意義上的創新層面，這種改進委實微不足道，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但要知道，過去四十年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國在哪一個細分領域不是日積跬步，日拱一卒呢？

我相信，在大概率上，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注定將邁入高精密制造強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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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業的“務實”，還體現在對“地理因素”的依賴上。

談及制造業與金融業的云泥之別，就像經濟學者李子旸說的那樣：對華爾街投資銀行的精英而言，除了美國本部的安全和舒適以外，他們對外界的需求可能就只有連接紐約，倫敦，東京，香港，迪拜，法蘭克福等幾個超級城市的空中航線，以及城市中的五星級酒店，有這些他們就能正常工作，而且賺大錢，至于社會其他部分，好也罷歹也罷，對他們來說，都意義不大。

但地理要素對于制造業意義重大，像顏面這種深嵌在供應鏈網絡中的企業，講究與上下游合作伙伴的親疏遠近，在謀劃新址時最重要的決策依據就是訂單來源，往往是基于與下游客戶的距離來考慮新的選址地點，比如他們之前在連云港建廠，是因為這里接的是山東的歌爾聲學的訂單和宿遷的瑞生的訂單。

另外，拋去最主要的供應鏈因素，投資建廠還有其他次要因素，比如，當地政府的扶持力度，周邊招工的難易程度，整個園區硬件條件的滿意程度，等等。

舉個例子，今年顏面落地南潯產業新城。為什么是在南??？首先就是區位優勢，這里地處上海，杭州，蘇州三座城市的一小時車程范圍內，這意味著可以接這些地方的訂單。

對于實體制造企業來說，選廠房是最重要的決策之一，為了考驗產業新城運營商華夏幸福的整體能力，他們還刻意設置了一些頗為苛刻的“門檻”。

這讓我想起一個關于獲取合作者信任的故事。美國重金屬樂隊“范·海倫”每次演出的設備都非常復雜，演唱會需要9輛18個輪子的大卡車，在跟場地方簽合同時涉及大量合作細節，為了考驗主辦方的能力，樂隊主唱想出一個近乎于刁難的辦法：在厚厚的合同中添加第126條款，在一個非常不顯眼的地方，要求在后臺休息室放一碗巧克力豆，而且不允許有任何一顆巧克力豆是棕色的，在他們看來，倘若連這項條款都能被完美執行，那么其他條款自然不在話下。

而由于長年在產業鏈的各個節點不斷攀爬，華夏幸福挑出了所有“棕色巧克力豆”，比如為了配合其當下的訂單需求，在南潯一期項目里他們為其提供了10000多平的過渡廠房，計劃一期將搬入400臺左右的數控設備，年底之前全部進場。此外還在工商注冊，員工安置，甚至工程師小孩兒上學等問題上給予了顏面諸多支持。也因如此，顏面也計劃在這里落地二期項目，預計三年以后累計投入會達到15億左右。

眾所周知，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是兼具高規模，高效率，和高彈性，這讓中國成為支持科技創新落地最廣袤的土壤——而在某種程度上，制造業產業園區也在用自身的高規模，高效率，高彈性，不斷地澆灌著這片土壤。在華夏幸福的邏輯里，希望通過打造產業集群，促進產業鏈上的核心節點在空間上完成集聚，讓不同環節的優質企業能夠充分發揮在技術，設備和客戶等方面的協同優勢。

我查到的數據是，中國制造500強企業平均利潤率，2011年是2.9%，2012年是2.23%，2013年是2.15%，2014年為2.1%，2015年是2.18%，2016年是3.3%，2017年是3.6%，2018年是4.1%，2019年1-4月，在政策扶持下數字有所上揚，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也只是5.5%。

而通過上述案例，我想讓你知道，將不同產業抽象成統一的GDP數字，是一種非常淺表的看法，當你被問及“為什么中國經濟不能過度虛擬化”時，也許一個更好的回答是：因為實體制造業與整個國家的血脈聯系更緊密，我們不能讓它斷了。

最后，或許有些偏激，但在我個人看來，在大概率上，相比于金融等所謂的虛擬經濟，由于需要真金白銀的重資產投入，實體制造業“套路”的成分少一些，“真誠”的成分多一些。

更像是一種長期博弈后的穩定策略，市場讓所有制造業企業都必須相信一句雞湯，那就是：“沒有一條道路可以通往真誠，真誠本身就是道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