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一座城

2019年，任正非和郭臺銘都比以往更加奔波。

郭臺銘一如既往地激流勇進，今年更為兇猛，立志走上仕途；而一向退居幕后的任正非，面對詭譎的國際商戰，也奔走于各國媒體的采訪間。

郭臺銘1950年出生，今年69歲，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今年75歲。30年前，他們在深圳交匯，分別誕生了華為和富士康。富士康龍華園區和華為坂田總部，僅相隔一條高速公路，彼此成為了鄰居和上下游。

在過去的一年中，兩家公司的業績都創下了歷史新高。華為總營收7212億元人民幣，首次超過千億美元；富士康母公司鴻海總營收約11514億元人民幣，跨過了萬億人民幣的門檻。

從改革開放一路走來，華為和富士康已然成為深圳的名片。如果說華為代表的是深圳的A面，那富士康就是深圳的B面，兩者都不可缺少。

作為深圳的A面，華為是奮斗者的代表、高科技代表，任正非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頭面人物。然而任正非請辭改革開放杰出人物，從這個角度來看，他更像從改革開放走過來的企業家。同時，華為講奮斗、有技術故事、也有財富故事，這也是深圳特色。

富士康則是深圳的B面，B面是基礎，是中國制造業的根本。富士康吸收了眾多中低產階級，將農業中解放出來的生產力轉移到工業中，從純體力活轉移到技術含量高一些崗位。雖然沒有A面那么光鮮，高舉高打，但確是從農村到城市化的重要力量。

正是有了這AB面，才有了深圳，他們也代表了改革開放不同的進程。這也好似空中翻轉的硬幣，如果硬幣兩面代表人物，AB面就要對調了，兩者的處世哲學很不一樣。

郭臺銘更像A面，上個月還宣布競選2020年中國臺灣地區領導人，舉止非常高調，并且他的臺前形象鮮明多變，是一位比較個性化的企業家。B面就低調一些，任正非更像是符號化的企業家，對于普通大眾來說，他活在華為內部的講話中、采訪中，且任正非的發言幾乎都只與華為有關。

若將來回首21世紀前100名最具影響力企業家，任正非、郭臺銘很可能上榜。就像喬布斯、比爾·蓋茨影響了行業話語體系，影響力早已超過產品、公司的邊界，具有劃時代意義。任正非和郭臺銘創造的華為、富士康模式，至少對亞洲工業體系的貢獻無可厚非。

“打不死的小強”和“活下去的小草”

1987年，任正非離開南油集團后，籌集了2.1萬元，在深圳的普通居民樓中開啟了創業之路，做起了交換機的生意；而在后一年，一位敢于嘗鮮的臺商，將登陸深圳，并與之產生交集。

1988年，郭臺銘站在深圳豪言：看得到的土地，我都要了。那時，郭臺銘已經創業14年，連接器的生意風生水起，3年后即將帶動鴻海登陸資本市場，90年代初迎來了小高潮。彼時的任正非還在帶領華為，走在“八年抗戰”的艱苦創業期。

時間線再往前推，鴻海的成立也并非一帆風順。原本郭臺銘在航運公司當業務員，生活可謂安逸。然而，郭臺銘卻瞄上了制造業，在1973年出資10萬元新臺幣和朋友創立了鴻海前身。

結果恰逢第一次石油危機，公司經營不善，第二年其他股東紛紛退出，只有郭臺銘守在原地，向岳父家借了70萬，硬是度過了艱難期。

海峽對岸，任正非還處于軍旅生涯，這也是他認為最美好的人生階段。尤其是1974年，鄧小平同志開始恢復和整頓國民經濟，任正非進入了軍旅生涯中的黃金階段，南下深圳還是后話。

同一時段的大洋彼岸又發生了什么？在1975年，比爾·蓋茨創辦了微軟，1976年喬布斯成立了蘋果公司。誰曾想到，這些企業的命運將在未來交織在一起。

比爾·蓋茨和喬布斯都出生于1955年，比郭臺銘小5歲，加上任正非，他們同為50后、40后，在七八十年代創業時，中國和美國企業家面臨著截然不同的生存環境。這也導致了企業的不同氣質。如果說蘋果是藝術家，那么富士康、華為更像是軍事家。

任正非和郭臺銘的人生經歷有相似的部分，白手起家的他們，一個是校長的兒子，一個是警察的兒子。作為家中長子，兩者都很早當家，從小體驗過貧困的滋味。成年后，任正非和郭臺銘都有過軍人的履歷，經歷過動蕩的歲月，他們創立公司后，口號都帶有軍人氣質，強調的是活下去、艱苦奮斗、公司內部也嵌入軍事化管理。

郭臺銘在1999年就說過：“我們不知道如何才能成功，但我們可以像蟑螂一樣生存下來。”2015年，任正非依舊表示，華為仍然是棵小草，“從小草變成小樹苗的過程中，正在向西方學習各種管理的東西”。奮斗的底色、超強的危機感一直伴隨著他們，每隔幾年，他們的企業就提及新的轉型。

90年代后，任正非和郭臺銘面臨的第一次重要轉型，或許在1998年。這一年，華為開始二次創業階段，國際化加速，《華為公司基本法》面世。鴻海從連接器、機殼的生意往上下游延伸，進入準系統組裝領域。

進入21世紀，華為和鴻海又幾乎同時進行再次變革。2004年華為再次進行組織結構的調整，不僅有B2B業務，還有手機等C端業務，其定位從設備商轉向電信解決方案提供商。同時，鴻海開始橫向整合，全面進入了電子、通訊、網絡的全球化時代。在2010年之后，智能化迅速席卷，聯網、數據、云化、AI陸續成為他們的轉型方向

用任正非和郭臺銘的話說，他們的成功都有一股傻勁，創業初期都沒有受到房地產等資本誘惑，堅持聚焦在通信行業、電子行業。最終成為一流的通信設備商、代工之王，當然，眼下華為和富士康面臨規模、增長點、貿易摩擦等考驗。

時勢造英雄

迅速轉型之外，任正非和郭臺銘在創業后，就設下了令人驚訝的遠大目標。

華為，意在中華有為，一開始，任正非就指明，要進入全球設備商前三名。對于鴻海的起名，郭臺銘曾說，鴻在天，海在地，要做天地間的生意。富士康的英文Foxconn，則來自模具Foxcavaty和連接器Connector的結合，而外界也常常將Fox翻譯為狐貍來解讀。

事實上，不論郭臺銘，還是任正非，都曾被人稱作千變狐貍，帶領公司在艱難的環境中敏捷轉身，他們都有著那個年代的烙印。他們作為公司的教父，又是如何形成自身的管理哲學？

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深圳崛起的背景下，任正非帶著華為，從國內到征服國外，從被忽視的偏遠地區攻入城市中心，可謂以農村包圍城市，贏得勝利。

不過，在此前的一次采訪中，任正非被問及管理思想的來源時回答道：“是學習。首先你們不要誤會，媒體總說我們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思想有他天然合理的成分，但世界哲學是多種多樣的。毛主席講的是一分為二，講的是斗爭哲學。我們講的是灰色哲學，是妥協，這兩個不是一回事。我們公司內部大家喊的都是妥協的口號。

第二點，如果孔夫子之道就能治國，道德經就能治國，怎么中國五千年沒發展呢？我們不要認為依托任何一種文化就可以促進任何一種發展。說不清楚你怎么吸收的能量，每個人都可以看同一本書，理解是不一樣的。環境是不斷在變化，我們說攻一個城墻口那是大目標，很難有一個綜合性的判斷。”

任正非的管理思想，并非完全來自毛澤東思想，但是華為的文化，確有濃郁的本土基因。

任正非在同一場采訪中說過：“華為的文化某種意義上講不就是共產黨的文化嘛，以客戶為中心不就是為人民服務嘛；為共產主義理想沖鋒在前，享樂在后，不就是奮斗者文化嘛。董存瑞和黃繼光都是光榮的，共產黨不是講長期艱苦奮斗嘛，共產黨沒有講大吃大喝，奢侈浪費，豪華生活。我們這個文化也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同仁堂說‘童叟無欺’，不也是以客戶為中心嘛。說大家要努力，中國人說勇敢勤勞，不也是奮斗者文化嘛。所以華為文化沒有特殊的地方。”

再看郭臺銘，他來到深圳，剛好是處于臺海局勢緩和，臺資引進的期間。在中國臺灣地區代工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郭臺銘也向外尋找更優質、低成本的投資區域，深圳又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可謂擁有了天時地利。

眾所周知，郭臺銘的偶像是成吉思汗，很顯然，郭臺銘有一顆霸主的心。待他事業有成時，外界稱之為電子產業的成吉思汗，在富士康內部，郭臺銘也多次提及向成吉思汗學習。并且郭臺銘還親自去成吉思汗的家鄉取經。

當年，成吉思汗建立了橫跨亞歐大陸的帝國，和蒙古騎兵的驍勇善戰、敏捷機動的特性分不開。最廣為流傳的故事是，蒙古軍隊在打仗時，每人配兩匹戰馬，輪流騎用，一匹跑累了就換另一匹。他們從來不停下來建鍋吃飯，吃喝都在馬背上完成，因此能迅速地到達前線，殺敵措手不及。

而快速變化、迅速執行、生存能力強，也同樣是富士康的特色。郭臺銘一句重要的名言就是：“走出實驗室，就沒有高科技，只有執行的紀律。”這也是霸道總裁郭臺銘的行事風格。

從另一個角度看，成吉思汗造就帝國的根本原因，是用移動文明打敗城邦文明，這是當時生態的改變。有意思的是，其實大漠是更廣袤的農村，騎兵可以說是陸地上的“海盜”，只是游擊規模比較大，也是從邊緣打入核心，而農村包圍城市也是一種新文明的對抗，這與華為又有異曲同工之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