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的嚴峻形勢，必須把保增長作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同時最大程度地利用國內外環境變化和我國經濟深度調整形成的倒逼機制，積極擴大國內需求，有效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為我國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的發展創造條件。”在日前舉行的2008年經濟運行形勢及2009年趨勢展望報告會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如是說。 　　保增長是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我國國民經濟在經歷了本世紀以來增速持續上升和長達5年高于10%的平穩較快增長后，2008年以來發生明顯變化，經濟的周期性回調和國際金融危機的相互疊加作用，使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王一鳴表示，經濟形勢變化表明，經濟增速下滑過快已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當前國內外經濟走勢看，保增長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目前，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尚未根本緩解，金融系統性風險還將進一步暴露，實體經濟衰退還在加深，市場信心短期內難以恢復，預示著全球經濟將進入一個較長的調整期。 　　王一鳴認為，2009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更為嚴峻復雜。 　　一是金融市場還可能出現劇烈動蕩。違約風險已經開始向一般消費信貸領域蔓延。2008年11月，資產近2萬億美元、市值最高曾達2740億美元的美國花旗銀行陷入危機，最低市值跌至200億美元。這預示著除投行外，傳統商業銀行也面臨威脅，有可能出現新一輪金融機構倒閉浪潮。 　　二是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迅速擴散。美國11月份失業率達6.7%，創下1993年10月以來的新高，月度消費連續負增長，以汽車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正遭遇石油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困難。未來很可能出現實體經濟衰退與金融動蕩交相影響、相互拖累，最終在較長時期內影響全球經濟增長。 　　三是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8年10月份在《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將2009年全球經濟增速從3.0%調低至2.2%，世界各大工業國經濟下降0.3%，這是二戰以來首次集體衰退。其中，美國－0.7%，日本－0.2%，歐元區－0.5%，發展中國家從7.7%調低至7.1%。世界銀行2008年12月9日則發布報告再次調低預期，2009年世界經濟增速為0.9%，世界貿易縮減2.1%。 　　從國內看，2009年我國經濟減速壓力有可能繼續加大。 　　一是外部需求急劇收縮，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明顯減弱。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24.1%、19.3%和21.5%。2008年1～11月，貿易順差2559.5億美元，同比增長6.9%，貿易順差增幅大幅縮減。實證研究表明，外需是拉動出口的最主要因素（占80％），匯率、退稅、勞動力成本等因素的作用有限（合計占20％）。2009年外部需求將繼續萎縮，占我國出口50％以上的美歐市場可能全面陷入停滯，對這些地區的出口增長可能降為零甚至負增長。出口增速將繼續下滑，會進一步減弱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是投資的名義增速保持在較高水平，但實際增速難以明顯上升。2008年1～11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6.8%，名義增速與去年持平，但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速為15%左右，同比回落5個百分點以上。2008年1～10月，城鎮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同比增長3.2%，回落23.3個百分點，全國有14個省份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為負增長。2009年，受出口對投資的帶動作用減弱、企業在市場前景看淡和利潤空間收縮的情況下投資意愿不強，以及房地產投資調整等因素影響，實際投資增速仍有下降壓力。 　　三是消費增速仍在高位，但難以持續上升。2008年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0.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7.6%，但考慮到就業壓力增大、居民實際收入增長趨緩和股市財富效應衰減，消費快速增長趨勢將難以延續。 　　綜合各方面因素判斷，2009年可能是本世紀以來最困難的一年。王一鳴指出，從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如果在經濟增速下滑的初期不及時采取措施，則需要更大的力度和更長的時間才能扭轉經濟下滑的趨勢。經濟增速一旦形成慣性下滑，勢必進一步影響到工業生產、就業狀況、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甚至影響到社會穩定。當前，必須把保增長，制止經濟增速下滑，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保證2009年經濟增長速度不低于8%，這是緩解各方面矛盾的重要前提。 　　王一鳴認為，要實現2009年不低于8%的增速，需要強有力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支持。2008年11月初，國務院出臺了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條舉措，未來兩年將通過發行國債等措施，總投資4萬億元用于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和災后重建，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挑戰贏得時間。“在此基礎上，還應根據形勢的變化，抓緊研究近兩年進一步有利于保增長的政策措施，比如研究出臺促進消費的一攬子政策舉措。”王一鳴說。 　　擴內需是保增長的根本途徑 　　王一鳴認為，擴大國內需求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方針，更是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下滑，實現保增長目標的根本途徑。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加之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超過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擴大內需的重點領域和政策力度也應進行相應的調整。 　　應對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擴大內需主要是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投資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城鄉電網、國家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等六大領域的建設項目。與1998年相比，我國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情況已經有所緩解，而民生領域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這一輪的擴大內需應在加強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著力加強民生工程、公共服務、節能減排和技術創新的投入。 　　王一鳴表示，總體上看，這一輪擴大內需不是簡單地上項目、鋪攤子，而是通過政策先行，引導社會投資；通過改善民生，擴大居民消費；通過調整結構，保持經濟增長；通過促進就業，確保社會穩定；爭取經過2～3年的努力，顯著提高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特別是新一輪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綜合采取政府投資、減稅、增支等多種手段，以政府投資提振信心，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增強經濟發展后勁；以結構性減稅促進社會投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穩定出口；以結構性擴大財政支出，解決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和廉租住房等民生問題，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 　　在充分肯定現有政策對保增長的積極作用的同時，王一鳴認為，也要避免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要在中央加大投入的同時，發揮和調動地方的積極性，鼓勵和吸引社會投資，使政府投資起到引導作用。在條件具備時，還可考慮政府投入采取貼息、信用擔保等方式，支持企業技術創新、中小企業結構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調結構是保增長的主攻方向 　　王一鳴說：“國際經濟環境的深刻變化，以及國內生產成本上升和生態環境約束加劇的情況表明，必須把擴內需、保增長與調結構有效結合起來，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產業轉型升級和發展方式的轉變。” 　　我國經濟結構的基本特征，一是需求結構失衡，經濟增長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弱；二是產業結構失衡，經濟增長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擴張，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三是要素結構失衡，經濟增長依賴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王一鳴認為，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必須增強針對性。 　　一是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最終消費需求為重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繼續推動以住、行為重點的消費結構升級，以消費需求增強對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拉動作用。加大政府的社會保障投入和公共服務投入，較大幅度地增加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和廉租住房建設等公共服務支出，消除因公共服務供給不足而出現的謹慎性儲蓄動機，增強居民消費信心。 　　二是以突破制約產業轉型升級關鍵環節和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為重點調整產業結構。與以往產業結構調整不同，新階段的產業轉型升級，主要是突破制約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究開發、營銷、品牌、技術服務、專門化分工等關鍵環節，促進農業工業化、工業服務化、服務知識化，構建融合型、創新型、生態型、高效型的現代產業體系，而不是調整產業間的比例關系。要把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作為產業轉型升級的突破口。 　　三是以理順資源要素價格和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為重點調整要素結構。資源價格偏低，必然造成對資源過度需求和浪費，誤導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致使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壓力和動力。要積極穩妥地推進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形成機制改革，逐步矯正價格扭曲；較大幅度地提高資源稅率，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機制。 　　“資源價格改革涉及利益結構的調整，還會帶來低收入者承受能力問題，但不下決心推進這項改革，價格扭曲狀況便很難扭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很難落到實處。”王一鳴說。 　　相關觀點: 金融危機成改變我國增長方式加速器 　　丁海霞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著實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像，包括專家、學者、政府首腦們。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集中體現在2009年，但有多數專家、學者對此持較為樂觀的態度。 　　首先，中國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方式遇到挑戰。改革開放30年以來，內需相對不振一直是經濟學家和中國政府關注的重點，而這一次的金融危機，則成了中國啟動內需、改變增長方式的加速器。 　　其次，中國面臨海外投資損失和外匯儲備貶值的風險。由于中國對外投資一向持謹慎態度，特別是重點放在收益低而風險也低的美國國債，而不是華爾街包裝出來的金融衍生品，也就是今天所稱的毒債券，因此相對于其他國家，中國所受影響最小，損失也最小。 　　此外，中國的改革步伐在短時間內將會放慢。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給全球帶來的混亂，穩定是中國目前最大的目標，因此相應的一些改革措施將被推遲出臺，而這又將對中國整體的改革進程產生不利的影響。 　　曾被世界喻為“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雙引擎”的美國與中國，卻意外地在2008年因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而顯得命運各異。眼下，國民儲蓄平均為－9840美元的美國與國民儲蓄平均為＋1900美元的中國，在抵御金融危機蔓延到實體經濟的能力對比結果不言而喻。盡管這種對比也許并不能證明中國的經濟實力可以叫板美國，但卻不能忽視這種對比的背后所顯現的中國發展契機。 　　第一，中國面對的國際壓力大大減輕，并為今后改革的方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特別是西方為解決危機，不得不打破自己的理論教條，放棄自己長期以來的理論堅持，不得不使用其一直批評中國所使用的行政干預和國有化政策。這為中國今后的金融體系改革提供了較好的外部環境，有利于中國捍衛自己的金融主權和選擇一種有別于西方的金融發展方式。 　　第二，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幅提高。這是由于中國為世界的穩定做出了貢獻。 　　第三，全球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大幅下降，特別是石油價格下降了50%，這對正處于經濟起飛階段的中國是相當難得的有利條件。 　　歷史的經驗表明，每一次重大事件的發生，雖然總有一些國家會衰敗，但另一方面又總會有一些國家能抓住歷史機遇而走向崛起。 　　在美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之際，參與應對危機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挖掘機會的過程。在經濟增長將放緩的背景下，關鍵是要推動投資、貿易和消費“三駕馬車”的繼續高增長，尤其是推動國內消費增長，采取提高個人所得稅征稅門檻、降低公司稅收等措施來擴大內需。 　　受政府投資拉動，業內預計建筑建材、工程機械、電網設備制造等行業有望率先復蘇，醫藥、電信設備制造等行業將獲得快速增長。下一步如果全面啟動醫療改革、住房市場改革、教育收費改革和新農村建設，具備持續性的行業復蘇就可能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