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位行業深喉在18日第八屆松山湖中國IC創新高峰論壇上,主持人戴偉民先生拋出來這么一個問題:
近期ZTE禁運事件中,針對被美國禁運的小型功能芯片,如ADC,PLL電源管理等,為什么中國第二大通信公司ZTE還要依賴進口?
記者受邀全程參與了此次論壇,將圓桌的經典話語分享給大家。
“這些簡單芯片十幾個人的團隊就能做,為啥還這么難做?”
寧波琻捷電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李夢雄先生分享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這些芯片,不是CPU,也不是存儲,他們不需要千人開發團隊,只需要十幾二十幾人就能做,為什么看著還那么難?
他說雖然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芯片業銷售額從08年400億到去年3000億。但一些細分領域還是有差距。
“歐洲在小的細分領域非常專注,非常聚焦。中國的芯片業我們一定能做好,我們有龐大的人才,但我們需要專注和聚焦。”
“小刀片肉,機會還是有的”
雖然看起來簡單,但國產的芯片,比如ADC,PLL等,國產的還是達不到通信設備的要求的。另外,一些高位數的ADC也是禁運的,比如ADI就曾做了13位的ADC來出口中國市場。
“國產芯片要達到系統級要求還是差一段距離。我們先進入的都是消費級,所以我們先進入手機外圍,再進入設備。”小米產業投資部合伙人孫昌旭女士指出。
比如中興其實很早以前就要求做到15%的本土采購率。
“但另一方面,現在全球都是分工協作的狀態,美國也不是全部都能國產化,所以我們國家要做一個規劃,細分化,決定什么需要自己做。”她說,“有一些小芯片現在是壟斷的,但有一些我們可以小刀片肉,螞蟻吃大象吃掉它的市場份額的。從低端向中端到高端發展。”
“華為產品交付要求80多頁,不服務永遠不知道他們需要啥”
中國本土的芯片設計公司和國際對手比,技術是一方面,更多的是公司全方位的一個差距。華登國際合伙人王林先生指出。
“我之前在華為做驗廠,我們看到他們的產品交付要求就有80多頁,不服務他們的時候,永遠不知道他們需要什么樣的供應商,這一方面也說明我們半導體起步晚。”他表示。
“ADI、TI等公司的產品,我們的集成速度永遠跟不上他們的集成速度。今天論壇上看到大普有做飛秒級抖動的產品。這個我們前幾年就在找,一直沒找到這樣的團隊。想要要服務全球頂尖公司,技術本身是一塊,產品、公司整體的全方位的成長更是要做的。”他表示。
“真要禁運,日本、歐洲也會掛掉”
不情緒化,從芯片到制造到系統,我們看這個問題要更理智一點。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孫臻表示。
“碰上禁運,不只是中興不能做正常的經營,行業第一位的獨角獸也會倒掉。如果有個禁運,日本也會掛掉,歐洲也掛掉。當然這個意識形態可能不會發生,但貿易戰一樣把歐洲的鋼鐵把稅拉上去了。”他表示。
比如,半導體材料很多的獨家供應商是日本企業,如果日本不供應了,那美國也掛掉了;如果arm禁運,那大家也掛掉了。
除非大家的國產率都能做到100%,但你覺得這有可能?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真正全球領先的東西,大家互相利用互相制約。從另外外一個角度,與其說我們提高國產率,不如說我們看看那個領域我們有自己真正的位置。”他指出。
“雖然世界是平的,但是它也是斜的”
我們被世界是平的騙了。雖然世界是平的,但是斜的,其實是有高和低的。”微軟(中國)有限公司首席技術顧問管震先生指出。
他舉例一位從中興做了十年后出來的哥們創業。哥們懂一些知識,和老外熟,出來做小芯片,但干不下去。總結原因兩條:一個包括中興在內的很多公司沒有給他商業環境,沒有忍耐的過程,供應商資質是一方面;另外性能不能差價格還要比老外便宜1/3。
第二是技術人員流動性高,軟件可以一周出個版本,但硬件不是,把技術沉淀做成芯片流片出來很難。
“就算國產的便宜30%,很多工程師還是不敢用”
工程師用國產芯片,一定是冒著比用國際芯片更大的風險,性能風險/系統風險等各種挑戰,時間成本人力成本壓力太大,工程師擔當不起。孫昌旭指出。
所以推廣一定是頂層決策。否則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很多工程師即使國產芯片便宜-30%都不敢用,畢竟生態和認證體系質量體系都不一樣。
她透露前一陣小米想找無線充電主芯片,考核一圈國產的找沒找到合適的。
“另外,現在投資人也有問題,總是投熱點,一說人工智能全投人工智能。我們要留意投一些小器件。”她指出。
總結:下面是現場觀眾的投票。
為什么國產系統廠商對小芯片仍依賴進口?
附論壇從左到右嘉賓依次為:
戴偉民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IC設計分會副理事長;芯原控股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總裁
孫臻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李夢雄寧波琻捷電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張亦農北京中星微人工智能芯片技術有限公司首席技術官
陳潛華米(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
王利強華為終端有限公司終端芯片平臺規劃首席專家
管震微軟(中國)有限公司首席技術顧問
孫昌旭小米產業投資部合伙人
王林華登國際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