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百度新聞，輸入“馬云”和“曹德旺”兩個關鍵詞，分別能夠獲得475000和227000條搜索結果，前者幾乎是后者的兩倍；撇開主動搜索，再打開百度指數（通過網民行為數據分析反映一段時間內的社會關注度），同樣輸入這兩個關鍵詞，可以看到“馬云”的走勢在過去五年間出現過無數次的沖高，而同樣在這段時間內，“曹德旺”的走勢只在2016年12月20日迎來了唯一的一次搜索高點。

正是這一天，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在接受采訪時提及中國企業稅負太重，制造業不堪重負，要投資10億美元在美國建廠。然后，輿論嘩然。

制造業以“揭短”的方式重回輿論、業界、學界的關注焦點，一定程度上顯示，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撐起電子商務等新業態蓬勃發展的同時，制造業本身的“存在感”確實在降低。

然而，這本身是一個占GDP比重超過40%的龐大行業，生產占全球產量27.5%的汽車、90.7%的個人電腦、38.8%的智能手機以及全球三分之一產量的太陽能電池……

站在中國經濟第一線的制造業究竟怎么了？走進他們，或許就走進了當下的中國經濟。

困局

在廣東東莞做了13年的趙豐在2016年11月底結束了自己的工廠。他的下一站是回到家鄉重慶，過完農歷年他將去一家筆記本工廠上班，職位是生產車間總監，負責生產線管理。從曾經的老板再度回到“打工”的身份，他最大的感覺是“好放松”。

“從4年前開廠之后，我沒有一天不愁錢。”趙豐說。因為有技術、經驗豐富，他是帶著客戶從港資大企業出來和朋友合伙干，20萬元的投入，10%的股權成就了“老板夢”。只是從那一刻開始，他才知道原來辦企業其實不簡單。企業生產貼牌生產的耳機，最開始毛利率30%，到2015年底，下降到7%左右。

“人工成本漲了將近3倍，但是報價一分沒漲。因為只要漲5%，單子就轉走了。”他透露。

這種單子的競爭者不光有隔壁街上的同類工廠，也在千里之外的越南。寧波新東方工貿集團總經理朱秋成就表示，2016年在珠三角和長三角這樣的中國制造業企業大量聚集地，普工的平均工資在3000~4000元之間，但在越南工資僅為700~800元之間。

2016年10月24日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在對6000家企業網絡調查的基礎上發布的《2016年全國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企業對負擔主觀感受增強，56%的企業認為當前總體負擔較重。其中，當前負擔重的領域依次為人工成本（64%）、融資成本（55%）、水電氣土地等要素成本（50%）。

但是當前中國，想要回到低工資的時代似乎也不可能了。《2015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發布數據：2015年中國農民工總量2.7747億，比上年增長1.3%，卻也是勞動人口連續四年萎縮。這不僅是城鎮化推進的階段性的結果，從人口數據上看，中國的人口出生高峰已經在前幾年就已經到來了。簡單推算，90后人口總數比80后少37%，00后又比90后少24%。這意味著可以補充的勞動力可預期將是逐步遞減的。

不過在趙豐看來，僅僅是勞動力成本上漲并不足以讓他做出關門的舉動。“其實你漲我也漲很正常，為了提高競爭力爭取毛利高的產品，我們兩年前貸款更換過設備，曾經這條街上只有我們能接德國代工訂單，但是最后算賬的時候發現，其實還是沒多掙錢，給稅務局打工了。”

他抱怨的給“稅務局打工”指的是近期引起熱議的增值稅，也包括各種需要繳納的政府性基金或者附加費。他的工廠雖小，也是按照17%的稅率繳納增值稅。假設企業100元的銷售收入，即使毛利率達到50元%，其中應繳納增值稅、附加稅費、企業所得稅和員工社保費用能劃走超過一半的利潤。“稅率其實沒變，之所以這兩年感覺負擔比前兩年重，還是因為受大環境影響，需求不旺盛，不敢提價，加上漲工資，企業只能壓縮利潤率，但是只要是開工生產，無論盈利與否，增值稅和各種費用是固定要繳的。”趙豐說。

中稅咨詢集團高級合伙人樊劍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分析這可能正是為什么盡管營改增全年減稅超5000億元，但是企業依然“感覺”稅負重的原因。目前我國四檔增值稅稅率中，最高達17%的征收范圍幾乎覆蓋了整個制造業門類，而按照增值稅暫行條例和實施細則中所規定的銷售貨物、加工和修理修配勞務這個范圍對應的的進項稅率分別為11%、6%、3%等，這導致制造企業實際承擔的稅負可能偏重。

“增值稅征收力度強于營業稅，更為規范，所以部分企業會感覺營改增之后負擔更重了。”一位基層稅務工作人員表示。

勞動力成本、稅費負擔加上經營壓力，趙豐的“老板夢”隨著合伙人的拆伙提議也走到了頭。其實直到8月份的時候，常年合作的采購商依然有訂單要給他，但他們依然定下了在9月底還完最后一期貸款之后就準備結業。

在愿望清單上，70%以上的企業最希望國家出臺的政策是“結構性減稅”“降低融資成本和拓展融資渠道”等。

“我們現在講‘三去一降’，降成本是深化改革的根本。”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近日在社科院智庫論壇上表示，討論稅負高低如果離開了稅制，離開了稅收的透明度，討論稅負高低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是這個稅到底誰有權利決定收稅。

而目前我國與企業稅收有關的法律僅有《企業所得稅法》《稅收征收管理法》《車船稅法》三部，剩余的征稅依據主要來自各種《暫行條例》。這所造成后果包括各地各自為政，稅務籌劃的有效性打了折扣，實際征收中“尋租”行為時有發生。

2016年12月29日，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召開期間，財政部部長肖捷接受采訪時表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雖然實現了對貨物和勞務征稅范圍的全覆蓋，但就增值稅本身而言，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方面。例如標準稅率雖然不算高，但稅率檔次過多，也存在稅收優惠政策碎片化等問題。下一步，財政部將進一步完善，啟動增值稅立法。

謀變

從稅負問題意外引爆的制造業生存艱難的大討論，其實可以看做是實體經濟在近年內憂外患中一次情緒的集體宣泄。

2016年4月，德勤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報告《2016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指出，2016年中國仍是最具競爭力的制造業國家，但預計未來五年中國將下滑至第二名，美國則可能將取代中國回到榜首。這份報告顯示，目前中國在成本競爭力上仍具有優勢，但在低成本制造領域，馬來西亞、印度、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越南正在逐漸拉近與中國的距離；而在高端制造業領域，創新、人才和生態系統方面的評分，中國并不占有優勢。

“目前突出的優勢其實是在中國的完備的供應鏈布局上。”同樣在廣東開設公司的Friedrich做的是環保設備，企業落戶在揭陽。當初吸引他來這里投資的重要原因是中德產業園周邊30公里內就能找到將近80個配套供應商。“這可是去越南或者印度尼西亞都不可能做到的。”他說。

業內人士表示，考慮產品和生產線迭代，一個供應鏈網絡的持續周期大約在10年左右。尤其目前全世界都在謀求全機器化工廠的改造，這個速度可能還會提前。換句話說，中國制造目前的顯性優勢也有“保質期”。

外部面臨同類競爭的同時，制造業在國內受到的壓力可能更多來自其他領域。在企業集中抱怨人力成本高的背后，一個在蘇州工業園工作的普工拿著3500元工資的同時面對的是均價兩萬元的房價。即使不買房，他一個月工資的將近40%也可能被用于支付房租。

就在2016年8月，70個大中城市中房價上漲的達到64%，熱門城市廈門與合肥上漲幅度甚至超過40%。

編者按：

歲末年初，一場實體經濟之痛的大辯論牽引出一次關于中國經濟發展實質、中國發展根本、中國競爭力核心的反思。剖析舉步維艱的制造業，是一場從土地到能源、從人力成本到交易成本，從固守到突破重新梳理的過程。

這期間，我們經歷告別與遺憾，也在發現堅持與創新。若干年后回頭看，這一刻或許是中國經濟糾偏浮躁、短視，回歸尊重市場發展規律的歷史時刻。未來之城，路在何方？

這一輪興起于2015年下半年的房地產“周期”推高房價的同時，裹挾了大量的資金流向房地產。就在普通企業貸款融資利率普遍高于15%的同時，銀行對土地融資利率甚至已低至年化5.5%。

“我們工廠周邊的土地上，最近兩年里相繼都在建房，從店鋪到住宅都有。朱秋成說自己周邊的朋友中不乏靠買房掙錢的人。

他所在寧波位于長三角南翼，毗鄰上海、杭州，因為有港口也是重要的制造業出口重鎮。2016年寧波僅上半年就成交42宗地塊，成交量同期翻一番。截止到2016年11月底，寧波市商品房成交79389套，共計746.9萬平方米，而這一數據也是2010年以來的最高值。

在中國制造的腹地尚且如此，也就不難理解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首次提到“抑制資產泡沫”到剛剛結束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抑制資產泡沫”在中央級會議上的提及率達到了四次。

這些會議傳遞出的信號愈發明確：決策和政策執行部門接下來將是扭轉金融過度向金融傾斜。隨后確實看到證監會針對私募資管市場的“八條底線”，銀監會出臺理財新規甚至基金業協會也注銷了逾萬家空殼私募。各分管部門看似分頭行動，但不難發現其意圖共同指向一個目標——金融去杠桿。

“企業經營是個順勢而為的事情，大環境控制不了，我想的就是怎么把自己的企業做好。”朱秋成表示自己主要的精力還是在琢磨怎么能把生意做好。集團的鋼結構業務出于成本考慮已經搬到了江西，傳統的輕工禮品業務上則在探索開拓更多的渠道。

現實中他是企業的老板，但在互聯網上他卻是國內知名外貿論壇的“大V”。憑借經常發表對外貿行業相關的思考文章，已經有了不少的粉絲。在2016年他做了重要的一件事是建立起了一個活躍用戶超過5萬人的外貿微信群，并且讓專人進行維護。

“最初的想法是做一個外貿版的‘知乎’（知識問答平臺），后來發現大家工作、生活的一些交流都加進來了，最后我們甚至做了相親頻道。”他說。傳統眼光看這算是不務正業，但由于加進了專業的運營，這里甚至成了內銷業務的一個渠道。

“我們2016年的新產品是動物造型的書架，樣品圖片剛放到群里，一下子就訂出去了5000個。”朱秋成告訴記者。這個“80后”企業主一直走得很前，跨境電商2016年很熱，而他其實幾年前就開始做了。不斷的嘗試中，目前他的企業將近四分之一的業務來自于跨境電商，且主要是增量業務。

“等永遠是死路一條，現在商業模式一定要變。”他說。

不過現實中要承認，這種有強烈自我創新意識的企業經營者并不多見。在困難面前，更多企業還是希望能夠借助外力來幫助自己。

有百年歷史的大連藍創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為了增加競爭力，2014年在設計師和新設備、模具更新上投入共支出約人民幣1500萬元，也因此導致了后續的流動性缺口甚至影響到了接下新的訂單。

不過這一次他們沒有選擇找銀行貸款，而是通過一家外貿綜合服務平臺“出口時代”解決了融資問題。究其原因是這個平臺不光做融資，更為將藍創玻璃生產的產品帶到法國游艇高端展覽、廣交會進行免費推廣。后續藍創玻璃拿到希臘的玻璃瓶、玻璃杯訂單后，考慮到希臘貿易的高風險情況，“出口時代”為其投保了中信保。

“最近我們做得較多的是幫助企業做遠期的匯率保值，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需求可能就幾萬美元，去銀行做成本太高。”出口時代CEO徐延峰表示，受到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采取OA、PB交易方式的客戶受影響最直接。

雖然現在做的是企業服務，但出口時代其實是由當地一家有55年歷史的專業外貿企業孵化出來的。“前幾年我們就在思考，多年積累的經驗除了自己做業務還能怎么體現價值，考察之后發現其實有很多小企業不具備出口的能力，這使得在交易的過程中成本巨大。”徐延峰說。跳出業務看業務，有了轉型后的出口時代平臺。目前這個平臺上已經匯集了超過5000家企業。在業務上，出口時代是谷歌的核心合作伙伴，并在沈陽金谷工業園建設了東北地區規模最大的GoogleAdWords體驗中心。又與俄羅斯最大搜索引擎Yandex達成戰略合作，平臺海外網絡營銷推廣體系再次升級，全面覆蓋俄語國家市場。

這些合作的背后，徐延峰一年僅谷歌總部就去了好幾次，再加上參加政府訪問團去拉美等地考察市場，一年大半年都是“走出去”的狀態。

“借大連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政策優勢、以及跨境電商的政策利好，出口時代更明確了做國際貿易價值鏈一站式服務提供商的角色。”徐延峰表示，這一差異化的定位目前已經得到了遼寧省政府的關注。遼寧省下發的《遼寧省“十三五”出口發展計劃》明確指出，支持“出口時代網”綜合電商平臺拓展。

業務開展越深入，徐延峰越感到對于新的經濟形勢、新的創新意識的接受度不足是阻礙大多數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深層原因。2017年，他計劃已經啟動的新項目是組織東北的企業家“走出去”，帶著問題去跟國內外的頂級專家和企業交流學習。

“‘走出去’不光我們說的海外投資，也應該是思維的出發，去看明白現在經濟的‘勢能’是什么，是去看優秀的企業在做什么。”他說。

無論是揮別、堅守還是轉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永遠不缺少這樣的故事。然而，吸引我們的永遠是這些故事中每一次新增添的細節。也就是這些細節中藏著站在中國經濟第一線的企業經營者的每一份堅持和每一份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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