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靜心仔細審視，幾乎所有那些對中國的唱空和對中國競爭對手的唱好都存在許多不實之處。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然能夠為國內外投資者提供全世界名列前茅、遠遠超過最希望趕超中國者的商業環境。

隨著美國經濟復蘇，“金融荷蘭病”會進一步妨礙美國制造業復興，“再工業化”正在喪失動力。而印度經濟要趕超中國面臨一系列深刻的社會、體制障礙。如印度征地極為困難，成本很高，僅此一項就大大削弱了外部投資者期望于印度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一個發展中國家倘若征地過于煩難，非農產業難以發展，將形成惡性循環，整個國家深陷泥潭無從實現起飛。

中國經濟增長減速和發生市場震蕩，許多貿易伙伴為之憂慮，因為幾乎從這個世紀開始，中國就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預計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3.3%，中國一國貢獻就接近三成，遠遠超過該組織計算的中國在2014年全球實際GDP中所占份額（16.3%）。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風吹草動，必然引起許多貿易伙伴憂慮。與此同時，從中國正在雄心勃勃力圖“趕超”的某些西方國家，到希望“趕超”中國、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的某些發展中國家，唱空中國而唱好中國競爭對手的聲浪達到了近年來的最高點，西方主流咨詢機構聲稱俄羅斯投資環境超過中國，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制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聲稱中國制造成本直逼美國，《紐約時報》重頭報道中國棉紡企業登陸美國，印度政界、商界、媒體界精英普遍高呼要把中國經濟減速當作印度重啟經濟增長的“歷史機遇”，印度政府和機構不斷放言將借助廉價勞動力優勢趕超中國制造……，然而，只要靜心仔細審視，幾乎所有這些對中國的唱空和對中國競爭對手的唱好都存在許多不實之處。因此，可以斷定，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然能夠為國內外投資者提供全世界名列前茅、遠遠超過最希望趕超中國者的商業環境。

美國“再工業化”正在喪失動力

動靜很大的美國“再工業化”最引人矚目的進展之一，當數中國紡織企業赴美設廠現象。美國《紐約時報》網站一篇報道，讓科爾集團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蘭卡斯特縣開設的棉紡廠出了大名，也讓中國紡織企業赴美設廠現象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因為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微博]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如果連棉紡織這種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也大批轉向美國，那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表明“中國制造”大勢已去、制造業回流美國已成氣候。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制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聲稱，以美國的制造成本為基準指數100，中國大陸的制造成本指數已經高達96，基本喪失了成本競爭力，中國棉紡企業赴美設廠就被一些市場參與者和公眾視為最有說服力的案例。

然而，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制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中使用的制造業成本計算方法存在嚴重誤導，中國學者陳經對此已有分析；而就棉紡產業案例而言，中國棉紡企業目前在美國享受的成本優勢也多半難以長期持續，潛在經營風險將逐漸顯現。隨著美國經濟復蘇，“金融荷蘭病”還會進一步妨礙美國制造業復興，“再工業化”正在喪失動力。

美國借以招徠中國棉紡企業設廠生產的武器主要是以下三項成本優勢：

第一項優勢是棉花成本。中國國產棉花價格遠高于美棉，且國內對棉花進口實施配額限制，國內棉紡企業因此不能自由使用低價進口棉以降低成本；到海外、特別是到美國設廠生產，充分利用廉價美棉以鑄造自己的競爭優勢，就成為一項理性的選擇。

第二項優勢是廉價能源。拜新世紀的“頁巖革命”與原油、天然氣出口管制之賜，在近年來國際市場油價高漲之時，美國能源價格比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地區都要低很多，在美國設廠生產，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的廉價能源。

第三項優勢是運輸成本。在近年的國際初級產品牛市中，油價高漲大大推高了中國等東亞制成品運往美國的運輸成本，對于不少以北美為目標銷售市場的商品而言，在美國就地生產、就地銷售就有了合理性。盡管美國尚不存在中國那樣完整的紡織服裝產業鏈，在美國生產的棉紗往往需要運回中國投入下游制造環節，但由于北美對東亞長期貿易逆差，運輸東亞制成品的船舶返程時大量空載，即使在油價高漲時美國貨物也能以低得接近于零的費用運往中國。這樣算來，在美國利用當地廉價棉花和能源生產棉紗，再運回中國，仍然有運輸成本優勢。

然而，時移世易，上述優勢正在或將要發生變化，在美國生產棉紗是否還能長期維持成本優勢，殊堪質疑。

就棉花成本優勢而言，美棉低價是建立在美國政府的高額補貼之上，但這種高額補貼并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建立在高補貼基礎之上的美棉低價也嚴重沖擊了從中國到非洲眾多國家的棉花產業，在國際社會招致了越來越多的抨擊，甚至美國國內也不乏反對之聲。即使山姆大叔一向不把國際規則放在眼里，也不在乎財政赤字問題，美國一些棉花產地的干旱缺水等問題必然會在美國國內激化是否應該繼續補貼棉花種植的爭議。

就美國國內能源成本優勢而言，恐怕也延續不了多久。如上文所述，美國國內近年的廉價能源優勢源于“頁巖革命”和1970年代制定延續至今的原油、天然氣出口管制相結合，使得頁巖氣、頁巖油產量急劇增長卻不能出口，只能在國內銷售，從而壓低了美國國內的油氣價格。特別是天然氣價格，前幾年幾乎只有東亞價格的1/3左右。但現在美國國內能源成本優勢已經因去年6月以來國際市場油價雪崩而大大縮小，以下因素還將推動這項優勢進一步顯著縮小，甚至可能逆轉：

——美國政府正在逐步放松原油和天然氣出口管制，中國近幾年也年年都要借助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平臺催促美國放松、取消油氣出口管制，結果是美國油氣出口已經快速增長，油氣出口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規模浩大，預計明年起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還會出現爆發式增長，美國前財政部長、著名經濟學家薩默斯已經預言能源出口將成為美國經濟新增長點。美國能源出口自由化有助于改善美國能源企業效益，也將徹底消除美國國內和東亞之間的油氣價差，最終中國棉紡企業在美國生產的能源成本價格優勢未必能夠維持很久。

——由于任內政績乏善可陳而又希望留下盡可能多的“政治遺產”，奧巴馬近來以很大力度制定實施了一系列新法規，包括某些爭議很大、遺禍深遠的措施。8月3日宣布的《清潔能源計劃》標榜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號稱“有史以來最嚴厲”，要求2030年前美國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降低32%。美國煤電占電力供應37%，高于天然氣和核電；《清潔能源計劃》一旦付諸實施，必然提高美國能源成本。在科爾集團設立棉紡廠的南卡羅來納州，電力主要來自核電和煤電，使其工業用電價格比美國平均電價低12%，《清潔能源計劃》對其電價影響不可忽視。

有鑒于此，可以判斷，棉紡企業赴美設廠生產未必能夠發展到很大規模，也未必能夠成為長久潮流。但中國棉紡企業出走其他發展中國家已經形成了較大規模，而這些國家并無廉價能源和運輸成本的優勢，吸引中國企業靠的主要是廉價勞動力和廉價棉花原料。

毋庸否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存在失誤，但這個失誤是我們自己可以矯正的。如果說中國勞動力價格必然要高于這些發展中國家，限制進口棉花而削弱國內棉紡產業競爭力，導致棉紡企業出走，卻是我們人為的失策。中國入世前夕的2001年，我國進口棉紗53.3852萬噸，進口額11.2303億美元；2013年，棉紗進口量增長至209.9753萬噸，進口額68.1768億美元。棉紗進口增長中相當一部分就是來自出走海外的中資企業，而它們所代表的就業、收入本來是可以留在國內的。而且，中資棉紡企業帶走的產能還不止這些，因為在棉紡環節出走之后，一部分下游環節也相繼跟隨而去，其產出不表現為中國棉紗進口增量。因此，中國紗廠赴美設廠現象對“中國制造”和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真正警示不在于“美國制造業回流”，而是國內對上游原料、能源產業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可能傷害我國下游制造業競爭力，逼迫其出走。在實踐中，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注意，相信會逐步得到解決。

印度不能取代中國

無須否認，當前國際市場的某些變化確實有利于印度經濟，特別是初級產品全面步入深度熊市，對于印度這個初級產品凈進口國而言，這一變化將有助于削減其經常項目收支逆差，進而緩解其在宏觀經濟調控中面臨的“保增長”與“抑通脹”難以兼顧的窘境，預計未來10年印度相對于其南亞主要鄰國的經濟優勢將進一步加強。問題是與中國相比，印度經濟今年二季度增長率也只有7%，而且已經比一季度的7.5%增速減速，更不用說印度這個經濟增長率數據是今年早些時候政府調整經濟統計方法、從而大幅度提高經濟數據的結果。而且，在當前的全球性市場震蕩中，印度市場振幅一點也不比中國小：股市跌至15個月新低，匯率跌至兩年低位……，有鑒于此，將中國經濟減速視為印度經濟趕超的契機，這種思路對印度而言至少失之盲目樂觀。

從更大背景上，印度經濟要趕超中國面臨一系列深刻的社會、體制障礙：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民族宗教矛盾制造了深刻的社會矛盾和全世界最多的反政府武裝；土地私有制妨礙其非農產業發展；地方自治體制導致印度至今無法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人口教育水平、組織紀律性等方面的嚴重缺點很可能使其大吹大擂的“人口紅利”化為泡影……；所有這一切障礙都難以輕易消除。

以征地困難為例。工業化和發展非農產業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落后狀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非農產業大規模發展的先決條件是以適宜成本占用一定農用土地；而在非農產業欠發達的國家里，土地又是農民的安身立命之本，矛盾由此而生。由于產業結構和制度缺陷，印度征地之爭造成了遠遠比中國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沖突。

首要的問題是土地私有制。在中國現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一個村集體被征用土地所得貨幣補償有義務在整個集體內部公正分配，或留作發展基金；由于承擔成本和獲得補償的是同一主體，因此，只要保證村集體內部的廉潔，就能落實公平和發展需求，由此招致的矛盾也相對較少。

然而，在印度的土地私有制下，在征用農地過程中，成本承擔者和補償獲得者常常并非同一主體，租賃土地耕種的佃農和擁有少量土地的小自耕農承擔了絕大部分實際成本和風險，擁有大片耕地而不親自實際耕作的地主卻獲得了絕大部分補償，導致共識難以達成，社會矛盾激化。佃農和小自耕農一旦失去土地，就失去了謀生手段和基本保障。特別是佃農得不到貨幣補償，無論政府和征地企業如何承諾建成工廠、工業園區之后將為當地人提供多少就業機會，印度政府低效率的歷史紀錄、印度制造業欠發達的現實都讓他們不敢過度信任政府和征地企業的承諾。更何況就私有制下的法理而言，政府和征地企業并無義務向并非土地所有者的佃農支付補償。由于印度基礎教育嚴重滯后，沒有文化和技術的失地農民事實上也難以在非農產業覓得體面收入就業機會，當事農民們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正因為如此，印度征地項目普遍遭到廣大佃農和小自耕農的堅決抵制。

相反，對于印度地主而言，巨額征地補償的吸引力顯然遠遠大于相對微薄得多的田租。因此，在眾多征地爭端中，無論抗議、抵制風潮如何猛烈，征地計劃依然能夠進行到底。至于租賃耕地的佃農命運如何，地主并無法定義務要為他們考慮著想。這種收益私有化而成本社會化的模式，激化社會矛盾是必然的。

不僅如此，為了提高自己土地被征用的補償，地主不僅不反感不利于社會穩定的征地爭端，反而往往期待爆發征地爭端，乃至主動挑起征地爭端。一些被征地的地主公開放言，感謝抗議征地的示威者，因為只要一發生抗議，地價就會成倍上漲。一些大地主及其把持的地方政治勢力還積極介入征地爭端，目的就是獲得巨額經濟利益，并在農民人口占絕大部分的地區贏得政治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印度征地極為困難，成本很高，僅此一項就大大削弱了外部投資者期望于印度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一個發展中國家倘若征地過于煩難，非農產業難以發展，將形成“征地煩難——非農產業難以發展——非農就業機會少——農民更加死守耕地、征地補償要求更高——征地更加煩難”的惡性循環，整個國家深陷泥潭無從實現起飛。剖析兩萬五千印度農民向總統慕克吉請求準許自殺的黑色新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根據有關報道，這起事件起因于近20年前馬圖拉（Mathura）的戈庫爾攔河壩淹沒的700英畝土地，11個村莊的農民從1998年起要求補償，但一直未能取得進展。今年2月起，當事農民開始絕食靜坐抗議，地方政府官員承諾1個月解決問題，但半年之后也沒有動靜，當事農民便于8月8日致信慕克吉請求“賜死”。事情鬧到兩萬五千當事農民請求總統“賜死”的地步，毫無疑問有令人同情之處；但對于企業來說，計算一下這些土地的補償標準，與人口相當或多得多、人均收入水平高得多的中國地方比較，就知道印度征地補償成本何其高昂；再考慮到區區700英畝征地就能鬧出17年的麻煩，隱性成本更難以估算。

根據報道，政府估算，當事農民2.5萬人，淹沒土地約700英畝，需要得到80億盧比賠償，據此計算如下：

按照8月11日匯率，1印度盧比兌人民幣0.0986元，80億盧比補償折合人民幣7.888億元；1英畝等于4047平方米，或6.0705畝；戈庫爾攔河壩淹沒的700英畝土地等于283.29萬平方米，或4249.35畝。由此得出，戈庫爾攔河壩項目征地補償標準為人民幣185628.3902元/畝。

印度2013年人均GDP為1499美元，按當年全年平均匯率1美元兌6.1932元人民幣計算，折合人民幣9283.6068元。戈庫爾攔河壩項目所在的馬圖拉縣總人口200余萬，其中縣城馬圖拉市人口40余萬，位于印度比較貧窮的北方邦。這個攔河壩項目淹沒的是位于鄉村的農地，經向常駐印度的友人查詢，距離馬圖拉市13公里。

我的家鄉武漢市與馬圖拉一樣位于國家腹地，數百年來號稱“九省通衢”，2014年常住人口1033.8萬，等于馬圖拉縣的5倍；其中中心城區常住人口570萬，等于馬圖拉市的14倍左右；當年GDP為10069.48億元，人均GDP1.55萬美元，超過印度人均GDP的10倍。按照地方政府規定，2014年武漢市征地區片綜合地價由高到低分為6檔，每畝單價依次為35萬元、30.9萬元、26.8萬元、21.2萬元、15.6萬元和11.5萬元。馬圖拉戈庫爾攔河壩項目征地綜合補償標準在武漢市高于第五檔，低于第四檔，屬于緊鄰市區農地的征地補償標準。

征地成本高昂、征地極度煩難，在印度并非孤例，而是數十年來的普遍現象，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1萬千瓦裝機容量、移民2845戶的達姆布爾水電工程要耗費足足9年方才建成，還引起延續數十年之久的動亂；到本世紀浦項制鐵、安賽樂-米塔爾公司在印度投資項目因七八年時間也無法完成征地而被迫取消，都表明了這一點。而且，這方面的問題深深植根于印度土地私有制、司法體制和政體等基本制度，難以改觀。正因為如此，盡管國內外商界一致公認征地煩難是印度發展非農產業、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但近年印度修訂通過的新版征地法不但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反而進一步提高了征地成本和困難。

征地成本比中國高這么多倍，麻煩這樣多，僅僅因為印度勞動力薪酬只有中國幾分之一就看好該國制造業發展潛力，靠得住嗎？而從印度整個國家來看，是否已經陷入了征地煩難導致非農產業難以發展相互加強的怪圈而無法自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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