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制造業大國形象已深入人心,但由于缺少具有獨立創新性的骨干企業,中國目前還難稱制造業強國。并且,隨著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與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比較優勢動態變化催生出沖破原有全球產業鏈低端束縛的強大內生動力。同時,面對世界主要國家再工業化的熱潮以及新技術形態的挑戰,外部環境要求我國加速實現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的制造業產業升級。
為突破長期以來加工貿易對中國制造業帶來低端鎖定的影響,在內生動力與外部挑戰的促進下,我國政府管理層提出了創新驅動、智能轉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的中國版工業4.0,而在此之中最主要的“切入點”就是智能制造。
國際垂直分工帶來的低端鎖定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與工程技術的進步,國際分工深入到產品內部的各個工序和環節,垂直專業化分工逐步取代傳統的水平分工,成為新型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中,大多數國家都被納入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體系,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結合自身稟賦條件以代工模式嵌入全球價值鏈。然而,依靠代工模式短時間內實現的工業化并不能帶來進一步的產業升級,發展中國家更可能因初始專業化分工與對加工貿易的路徑依賴,被低端鎖定在全球產業鏈中。
改革開放后,中國積極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依靠劉易斯拐點轉折前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長期保持了在勞動力稟賦中的比較優勢。然而,與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相似,中國加工貿易企業主要承接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環節,在全球價值產業鏈條中處于從屬地位。而跨國公司出于壟斷競爭等動機,也不希望中國實現在制造業產業上的升級與突破,低端鎖定成為中國制造業進一步發展的主要瓶頸。
更為嚴峻的是,發達國家的“回歸制造業”戰略,以及東南亞國家憑借低成本優勢在低端制造業的崛起,從高、低端兩個維度對傳統中國制造業形成了巨大沖擊。長期代工模式不僅使得國內企業陷入低端鎖定困局,工資、土地成本的上升更從內部因素給中國制造業帶來了新的挑戰。面對挑戰,若從動態比較優勢角度思考國內產業,那么突破低端鎖定,以智能制造作為產業升級“切入點”就成為破局的關鍵。
動態比較優勢與產業鏈重構
比較優勢是國際貿易中最為基本與核心的概念,亞當·斯密提出的比較優勢具有“內生性”和“動態性”的本質特征。依靠發展初期的外來資本與剩余勞動力,中國在短時期內形成了在資本與勞動力上“二元”的比較優勢結構,這一比較優勢結構促進了大規模加工貿易的發展,也推進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而隨著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單純依靠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對外貿易模式逐步受到內部因素與外部競爭的沖擊,高速發展時期“二元”的比較優勢結構逐步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而弱化。同時,經濟高速增長帶來本土資本的積累,更是減弱了外資在我國制造業中的地位。在加工貿易形勢嚴峻的當下,比較優勢動態變化帶來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強勁內生動力。
從數據上分析,1997年至2012年,國內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總數從34840萬降至25773萬,而同期城市職工平均工資則從6444元升至42396元,并且總從業人員人數增長率持續降低,至2013年,國內從業人員數增長率僅為0.4%。相對于從業人員增長率的逐年下降與勞動工資的逐年上升,國內資本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更是迅猛增長。從外匯并軌后的1994年始,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從1995年的20019.3億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694.7億元,其中,外資固定資產投資額則從1995年的1555.3億元上升至2012年的10629.7億元。外資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從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筆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續存盤法對現有固定資本進行估算,截至2013年,國內固定資本凈值達610388.8億元。
可以說,比較優勢動態變化催生出了新一輪產業升級的內生動力。并且,在我國制造業現行發展階段,通過規模效益重構產業鏈的機遇已經成熟。垂直分離帶來的生產碎片化,為我國實施產業鏈重構提供了新的機遇。依靠國內技術進步,在國際碎片化分工的基礎上,國內資本能夠實現對生產片段進行二次組合,并打造以自身為核心的垂直一體化產業鏈。結合經濟增長積累的高素質人才,本土資本已經具備實力參與資本、技術密集型環節的競爭,重構全球產業鏈條,打破中國制造業低端鎖定困局。
目前,國內電子制造業的產業鏈已經從產品研發設計到品牌銷售實現了諸多有益的嘗試。華為、聯想、小米等電子制造商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產業結構實現了研發設計與品牌銷售的一體化突破。制造業與信息互聯網產業的融合,成為突破低端鎖定的主要切入點。
突破低端鎖定,實現制造業創新智能良性發展
創新驅動與智能轉型是中國版工業4.0的主要突破口,綠色智能代表著中國突破粗放的工業發展模式,走向未來工業的轉型方向。突破低端鎖定首先要深入融合信息化與工業化,其次必須重視微笑曲線中品牌銷售端與研發設計端等高附加值環節的投入建設。
1.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
互聯網時代,突破低端鎖定意味著重視挖掘內需市場,實現工業化與信息化的深度融合。FDI(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投資動機主要分為市場導向與成本導向兩種類型,后者則是加工貿易的主要推手。而本土資本暫時不具有外資成熟的國外市場,這就意味著實現低端鎖定的突破必須更加重視國內市場的挖掘,以國內市場作為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的首要服務對象。
同時,信息化將消費端與供給端在網絡平臺中不斷拉近。這就意味著,制造業從標準化向個性化轉變、從長渠道向短渠道轉變。突破低端鎖定,實現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必須重視網絡平臺建設,從硬件設施與軟件研發兩個方面實現對制造業實體的支撐,立足國內市場,打造信息化的新型制造業產業。
2.品牌建設推進智能制造
突破低端鎖定,產業鏈傳統“微笑曲線”的上游設計研發以及下游的銷售都應該加強重視。必須消除中國制造的“貼牌、代工”形象,缺乏自主品牌是導致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而非真正世界工廠的主要原因。在21世紀,擁有品牌競爭力就擁有市場競爭優勢,就在價值鏈分配中占據了有利地位。
3.創新驅動實現良性發展
研發創新是突破低端鎖定的根本途徑,只有本土資本重視在研發與創新上的投入,才能真正提升中國制造業在新興國際分工價值鏈中的地位。在中國經濟成長中伴隨物質資本積累、勞動力成本提高,長期代工盡管給中國帶來了低端鎖定的困局,但也通過技術溢出等渠道為中國制造業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定幫助。并且,外資技術溢出不僅體現在對制造業技術水平提升的幫助上,更重要的是長期標準化生產過程中對技術人才的培養。
從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上看,中國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積累已經能夠支撐中國制造業在創新研發領域的投入。并且在信息時代,消費者需求能夠在第一時間反饋至供給端。這意味著,創新思想能夠在第一時間通過網絡平臺實現并反映至供給端。工業化信息化融合為創新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而制造業在此平臺上能夠縮短傳統研發周期,降低研發成本。當然,劃時代創新產品的研發制造還是必須依靠強大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支撐,以長期高風險的投入換取真正在產業上的突破與發展,國內資本還必須堅定在人才培養與研發創新中的不斷投入,構建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國家創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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