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訊技術前進的步伐是不會停止的——這一趨勢在制造業中也有體現。智能、聯網制造系統從根本上改變了制造產品的方式：工業4.0。它其實是繼蒸汽機、大批量生產和自動化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德國弗勞恩霍夫勞工經濟學和組織研究所（FraunhoferInstituteforLaborEconomicsandOrganization）認為，2020年將會有500億個聯網設備協同工作。這些聯網設備可以進行實時數字化溝通，也可以與用戶進行實時的數字化交流。工廠生產流程將在虛擬空間里變得可視化、可控化，ICT技術將主宰未來的商業模式。

工業4.0將帶來巨大的發展機會：強有力的高科技產業將會成為創新的新動力，而歐洲正好需要這種創新來面對全球競爭。歐洲既沒有像谷歌、Facebook這樣的互聯網公司，也沒有像蘋果、三星這樣的電腦和手機制造商。當然，也沒有像微軟、甲骨文這樣的軟件企業，或者像AT&T和中國移動這樣的網絡運營商——現如今，沒有一家歐洲企業能在這些領域稱霸。全球100強高科技企業中，只有8家的總部是在歐洲，而微軟收購諾基亞則意味著歐洲大陸上最后一個手機制造商的業務也終結了。

但是，ICT只是工業4.0的一個方面，其另一面則是它被應用于工業產業：利用工業4.0的優勢并將這種優勢帶入產業價值鏈。

歐洲擁有最佳先決條件，因為工業始終在歐洲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工業占歐盟經濟的15%，占德國經濟的24%。但是在美國經濟結構中，工業只占了12%的比例。歐洲在工業上有著不言而喻的競爭力，某種程度上在ICT上也同樣具有競爭力——歐洲可以吸引那些新興ICT企業，并使用其“傳統”制造業技術作為“后備”，結合兩者優勢成為工業4.0時代的創新領袖。

這是歐洲必須要傾盡全力為之努力的一次機會，因為工業和經濟的網絡化以及數字化將會打破整個世界的平衡。我們現在熟知的模式源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當電子產品和電腦以它們的方式進入工業，并隨著自動化的進一步發展，人工方面的優勢將顯得并不重要。

比如說，德國在國際競爭中作為工業重鎮而獲益，這會使德國在某些領域中損失很多工作機會，但是新興產業又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會比以往的三次工業革命來得更加深刻，受到影響的產業更多，革命方式也更為復雜。工業4.0的核心，就是要將大數據、工廠特定軟件和制造技術的“硬件”創造性結合在一起。

當今，每間加工廠都在源源不斷地產生數據。高效應用這些數據將為企業提供強大的競爭優勢。例如，某款基于大數據的診斷維修工具能夠精準監測機器，并在機器發生故障之前就做出預警。這樣就縮短了機器的故障修理時間，也能使企業做出更精準的計劃，從而降低產品單價。

再舉一個相關例子。如果將處理數據的過程智能化，那么那些耗電量大的生產過程就會被發現并取消。上述應用最高能降低企業80%的成本。所以，我們可以說，工業4.0創造了整個聯網生產的藍圖。在這幅藍圖中，機器通過整個價值鏈管理自身，預定加工機器和原料，并將產品直接送到消費者手里。

如果歐洲想要在未來市場中有個高起點的話，就必須從現在開始奠定基礎，并且首先要在三個方面行動起來:基礎設施、教育、研究和發展，以及對那些初創技術公司提供資金和政策支持。

首先，歐洲需要考慮的是基礎設施建設。網速慢是歐洲區域性劣勢，就好像坑坑洼洼的公路或者時斷時續的電力供給一樣。

瑞士有91%的網絡是高速寬帶，而在韓國高速寬帶的普及率達到了94%。相反，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使用高速寬帶的比例僅為75%、69%和57%。為了發展歐洲基礎設施，使它們更加現代化，歐洲至少要在建設網絡基礎設施上投資1萬億歐元。

為了獲得這項投資，必須要有一個可靠且無關意識形態的大環境，這樣才能便于私人投資基礎設施。而且，還必須創造一個實用的泛歐洲內部基礎設施服務市場（Pan-Europeandomesticmarket）。

時至今日，與美國市場相比，泛歐洲市場正在經歷嚴重的分裂局面。舉例來說，全歐洲有55個電信運營商，而全美僅有5個！一個單一的歐洲市場將會增強凝聚力、降低成本并顯著增強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第二，教育和研發。歐洲無法與其他地區拼勞動力成本，尤其競爭對手是亞洲時，更是如此。因此，歐洲更需要加強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上的投資。

歐洲一直將1.9%的GDP用于研發——比美國的研發投資少一個百分點，比日本的研發投資少1.6%。歐洲必須提高研發預算，無論是私人企業還是國營企業，而研發投資的金額則根據稅收收入。

同時，歐洲也需要更多的MINT專業（數學、信息化、自然科學和技術）的大學畢業生。在歐洲，僅有17%的大學生選擇MINT專業。韓國、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ICT產業比較發達，所以大環境也鼓勵這些年輕人去選擇MINT專業。而在歐洲，這些先進科技被認為是枯燥甚至是危險的。因此，必須改變大眾對“先進科技”的刻板印象。

歐洲本土也需要更多的科技類初創公司。讓我們來縱覽那些最富有創意的企業：在美國，有22%最有創意的企業是在1965年以后創立的，而有56%是在1925年之前。但是在歐洲，最有創意的企業中只有2%是創建于1975年之后的，創建于1925年之前的比例高達86%。初創公司的融資能力必須要得到改善，比如說對風險資本（venturecapital）進行稅收減免:在美國，每年大約有200億美元作為風險資本投資到企業中。而在歐洲，這個數字僅為40億美元。

因此，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硅谷會吸引這么多創新企業的創業家前往；而歐洲則越來越無法吸引這些企業家。說起硅谷，歐洲需要更多這種高科技企業聚集地。在這些地區，高科技初創企業和經驗豐富的企業可以協作、合作并一起建立歐洲內部的價值鏈。我們可以從美國學到許多，而且對于企業和企業創始人的刻板印象也必須得到改善。在歐洲，對于失敗的恐懼被廣泛傳播，這也是為什么只有少數歐洲人選擇創業的原因。但是創業本身就是創新的動力。因此，我們必須表現出愿意承擔風險，遠離對于失敗的恐懼，并將成功的企業家塑造成領袖模范。

上述三位一體的項目必須要有長遠的目標，政治、經濟和科技產業、貿易方面和投資人必須共同協作。這樣，通過工業4.0這個創新動力，歐洲將會創造美好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