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鋼鐵產業結構 （一）產業結構呈現典型的寡頭壟斷特征。二戰后,在反壟斷政策的指導下,美國政府以占領軍的名義要求日本鋼鐵行業的托拉斯組織———日本制鐵拆分為八幡制鐵和富士制鐵,還將川崎制鐵從日本鋼管獨立出來,再加上原有的住友金屬、神戶制鋼,壟斷了全國鋼鐵工業的主要命脈。 1961年,上述六公司所生產的鐵占全日本86·7%、鋼占68·4%。1970年,八幡和富士合并成立新日本鋼鐵公司,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公司。2001年5月,日本鋼管與川崎制鐵合并為JFE集團。2006年,新日鐵、JFE、住友金屬、神戶制鋼四公司的產量占全日本的75·03%。 （二）設備投資規模大、設備大型化。1978年日本鋼鐵業投資額為42·9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鋼鐵投資國。同時,日本很注意投資效果,1957年到1976年,鋼鐵工業投資總額雖與美國、歐洲煤鋼聯營六國大體相同,約270億美元,但效果大不相同。在此期間,日本產鋼能力增加1·24億噸,而美國只增加3600萬噸,歐洲煤鋼聯營六國增加9700萬噸。巨大的投資給日本鋼鐵業帶來設備大型化,由此又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1973年日本鋼鐵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為497·2噸鋼/人·年,為同期美國的1·43倍,原蘇聯的4·51倍。 （三）鋼鐵產業與其他相關產業協調發展。從日本鋼鐵產業發展的歷史看,該產業的成長基本上是在與各產業協調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對日本整個國民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這種地位和作用隨著其他產業的發展而顯現出來。如,鋼鐵產品的物美價廉使日本的機械制造業迅速發展,產品質量也有很大提高,反過來鋼鐵工業也從中受益。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鋼鐵工業所需進口設備約占總投資的18%,到60年代,已降到1%以下。 （四）產業集聚和區域專業化現象明顯。日本鋼鐵產業布局的第一個特點是大廠均建在沿海,絕大部分鋼鐵聯合企業集中在由京濱、阪神、中京、瀨戶內海、北九洲五大工業區形成的太平洋帶狀區域。1976年,該區域鋼鐵生產量占全日本的87·3%,消費量占83·9%。第二個特點是中小鋼產分散建廠,遍布全國,但也相對集中。 （五）原料和市場具有極大的對外依賴性。日本鋼鐵工業所需的原料、燃料幾乎全靠進口,平均海上運距在6000海里以上,這是日本鋼鐵工業發展的致命弱點。但日本能排除障礙繼續發展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日本鋼鐵企業在全世界范圍內選擇優質原料。優質原料不僅可間接的相對降低運費,而且可降低燃料消耗,提高產量,還可減少“三廢”的排放量,減少環境污染。二是發展大型專用船,建造深水碼頭和配備相應的裝卸設備,提高運輸能力,降低運費。三是加強海外礦山的投資。 （六）積極引進新技術。戰后日本鋼鐵工業發展的一些關鍵技術,無一不是從國外引進的。取百家之所長,“拿來”為其所用,在引進的基礎上大搞技術革新,很快突破原有的技術指標,使日本的鋼鐵工業技術提高到世界先進水平。日本從1951年引進美國帶鋼連軋技術開始,經1957年引進頂吹轉爐煉鋼技術,逐漸使本國鋼鐵技術進入世界前列。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引進連鑄技術時,日本鋼鐵技術已開始從進口國轉變為出口國,1977年日本鋼鐵工業的技術輸出和成套設備的出口約86億美元。 二、日本鋼鐵工業發展的政策 戰后日本鋼鐵工業迅速發展,主要歸功于政府出臺許多大力支持鋼鐵產業發展的政策。主要有: （一）傾斜生產方式政策。戰后,日本最初的設想是恢復戰前在國民經濟中占重要地位的紡織工業,但幾經反復未能實行,不得已在1946年12月公布了“傾斜生產方式”政策,重點保證煤炭和鋼鐵工業的發展,這項政策對鋼鐵工業的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 （二）合理化計劃。日本通產省先后制定并實施三次為期20年的“合理化計劃”。1951年到1955年實施第一次鋼鐵合理化計劃,將投資重點放在軋鋼設備的引進上,對高爐建設持保留態度。但1950年川崎鋼鐵卻提出要臨海建設最新式的一體化工廠,此要求遭到有關部門的拒絕,但川崎制鐵還是克服困難建起了新型工廠,這極大刺激了高爐老三家（八幡、富士、日本鋼管）和其他兩家沒有高爐的企業（住友、神戶）,這對通產省的整體投資計劃產生很大沖擊[1]。1956年到1960年,日本推行第二次合理化計劃,各企業展開大規模的投資競爭,共建成11座1000m2以上的高爐,很多項目在“既成事實”后才得到通產省的“承認”。 （三）“工業重新布局計劃”。到上世紀70年代,日本政府開始著手解決高速發展時期所遺留的問題,制定了“工業重新布局計劃”。也就是國家統一調配、勘測地點,并由國家貸款和實行經濟補貼,將分布在市區內的某些公害嚴重的工廠或由于用地等原因擴大再生產有困難的工廠,遷往郊區或內陸地域,形成新的組合。 三、對我國鋼鐵工業發展的啟示 盡管日本鋼鐵工業發展的時代背景與我國當今鋼鐵工業存在很大不同,但日本鋼鐵產業發展的特點及日本政府采取的鋼鐵產業發展政策,對我國鋼鐵產業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我國鋼鐵工業應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從1901年到2005年,日本累計產鋼43·83億噸,美國同期產鋼76·59億噸,我國同期產鋼31·40億噸。可見,目前無論從鋼材積蓄總量、人均消費量,還是從需求看,我國每年的鋼材消費量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但就目前看,應更多地關注質量與環保,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要增加品種,尤其是集中開發進口替代產品,生產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鋼材,從而從量和質上躋身世界鋼鐵大國行列。 （二）調整鋼鐵產業布局。我國鋼鐵工業內外部條件盡管發生很大變化,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以內陸原、燃料地布局為主的空間格局,并沒有發生較大改變。即使是寶鋼也沒有深水港作為依托,達不到像日本鋼鐵聯合企業那樣,進口鐵礦石不經轉運直接進入廠區。供應寶鋼的鐵礦石要在北侖港轉裝小船,從而增加了成本,也降低了同國外同類企業的競爭能力。而目前唯一一家“靠海建設”的鋼鐵企業———首鋼京唐鋼鐵公司曹妃甸鋼鐵廠,新廠址距離最近的港口也有500米[2]。因此我國鋼鐵工業發展必須進行空間格局調整。鋼鐵工業空間格局調整需同時與關停并轉小型高爐企業、在臨海地區增設大型鋼鐵聯合企業結合考慮。目前,我國大型高爐的建設在相當程度上還需依賴海外鐵礦石的供給。因此,臨海地區優先配置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是我國鋼鐵產業布局的當務之急。 （三）鋼鐵業應加快產業結構優化的步伐。鋼鐵行業應通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著力培育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鋼鐵企業集團,提高產業集中度通過全球資源整合,培育出超大規模鋼鐵企業集團。我國鋼鐵行業要想成為世界鋼鐵市場的一部分,發揮與產能規模相匹配的作用,就必須提升行業控制力,實現鋼鐵市場向寡頭壟斷型市場結構的轉變。 （四）制訂合理的產業政策。政府部門應清醒認識到自己的職責所在,不應代替甚至超越企業或市場。政府應通過制定、完善各項法律規章,維護市場競爭機制。不僅政府要監督企業和市場企業和市場也應監督政府部門介入市場的行為當然,政府部門還必須為產業發展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礎和公共服務,降低社會成本,創造更好的社會環境。此外,政府應更多關注各種市場失效問題,如,制定嚴格的技術質量標準和環保標準,加強執法,以減少信息不對稱或外部不經濟所造成的福利損失。 （五）加強企業的技術創新。從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鋼鐵企業開始大規模引進世界先進技術和裝備,但至今仍處在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階段。這既有產業發展階段的問題,又有科研管理體制問題,但關鍵是缺乏技術創新。當前,無論從行業積累、人才儲備和國家政策方面看,鋼鐵企業進行戰略性技術突破的條件都已成熟,這就需要企業和研究機構共同行動起來。 （六）積極實施國際化戰略。從全球看,鋼鐵產品出口總量占當年全球鋼材生產總量的比重,2002年為37·61%,2003年為36·35%,2004年為36·3%,2005年為35·09%,這種情況說明,一定比例的出口量對生產國提高國際競爭能力是十分必要。我國《鋼鐵產業政策》已確立鋼鐵產品“以國內市場為基本點,適量出口”的戰略,近年來國家也調整了鋼鐵產品的出口政策,但走國際化道路應是企業利潤之外的長遠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