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石油看成是現代經濟的“血液”，那么日本顯然患有異常嚴重的先天貧血，因為日本所需石油的99.7%依賴進口。不僅如此，97.7%的煤、96.6%的天然氣也都需要進口。因此盡管并不喜歡，一向不甘人后的日本在世界能源消費各類排行榜上嘗盡了“高處不勝寒”的滋味：煤和液化天然氣的第一大進口國，第二大石油進口國，第三大石油消費國，第二大能源進口國，第四大能源消費國。能源真可謂是當今日本的“罩門”。 但日本并非一直生活在能源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下，以煤炭為中心的傳統能源供給結構，也曾令日本的能源自給率維持在75%左右，但這種局面到1950年代后期就被打破了。1955～1973年，日本在高耗能的重化工業推動下，GDP年均增長9.4%。當時恰逢所謂的“一美元原油時代”，廉價的中東石油源源不斷地涌入市場，使得石油占日本一次能源供給中的比重在1962年首次超過煤炭，達46.1%，到1973年則達到了77.4%，而中東在各石油來源地中更是獨占鰲頭，1967年最高達到了90.6%。日本“能源需求高度依賴進口石油，石油進口高度依賴中東”的畸形結構至此形成。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對日本而言不啻是一場災難：石油價格從1972年每桶平均2.6美元上漲到1974年的11.5美元，導致1974年物價上漲20.8%，GDP出現戰后首次負增長（-1.4%）。石油危機終結了日本高速增長的時代。 進入1980年代，日本高技術產業蓬勃發展，對石油的依賴進一步下降。1986年，電子工業產值超過汽車業成為日本第一大產業。可好景不長，1985年“廣場協議”達成后日元大幅升值，而原油價格卻從1985年末每桶26.9美元下降至14.8美元，由此促成石油需求轉旺。而在泡沫破滅后的整個1990年代，日本能源需求原地踏步。整個日本戰后經濟史表明，能源消費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呈正相關系。 和1970年代相比，如今日本的能源消費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產業向知識密集型傾斜、節能技術提高，使得2001年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耗和1973年持平。 總體而言，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日本成為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為美國的2.75倍），日本擁有53所核電站，是世界第三核能大國，核能在日本發電總量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日本的太陽能技術全球獨領風騷，2002年日本的太陽能發電量占全球總量的46%。而且日本的石油儲備2003年4月時可用169天，居世界第一。 日本的能源安全平臺 第一次石油危機以來，日本的能源政策一直在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和對外關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為確保能源安全，日本政府可謂政治、經濟、科技“總動員”。 政治方面，日本政府積極開展能源外交，必要時不惜修正外交政策。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中，日本立場180度轉彎，聲明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決權，并要求以色列從全部被占領土撤軍。四天后，阿拉伯產油國決定把日本列為友好國家，不削減對日石油供應。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日本為美國買單130億美元。從1994年到2003年，歷時9年，中俄雙方企業終于達成協議，準備修建以中國大慶為終點的“安大線”跨國石油輸送管道，卻因日本強力介入，以更優惠的條件提出修建以俄羅斯納霍德卡為終點的“安納線”而擱淺。為爭奪非洲石油，2003年9月，小泉表示將在今后5年無償向非洲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同時放棄約30億美元的債權。2004年初，日本甚至對美國封殺伊朗的政策陽奉陰違，堅持參與開發阿扎德干德油田，因為伊朗是日本的第三大原油出口國。小泉堅持向伊拉克派自衛隊，也有想在伊拉克戰后石油盛宴中分一杯羹的圖謀。另外，日本還是國際能源機構的創始國。 經濟方面，日本政府通過立法、稅收、財政等手段為能源安全保駕護航。譬如，日本規定每使用1度電要征收0.3日元的電源開發促進稅，盡管日本的電價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再如，為了扶持石油儲備，從1978年起，日本就對原油、油品、石油氣以及液化天然氣開征石油稅，收入幾乎全部作為石油儲備基金，而國家給予各家私有儲備公司“利息補貼”的錢，每年也高達1000億日元以上。補貼和國家儲備所支付的事業費——這筆合計為2萬億日元的開支，被視為日本非付不可的“安全成本”。 說到日本的石油儲備，不能不提1967年成立的日本石油公團。成立以來，石油公團受命積極實施國家石油儲備戰略，并對民間石油儲備進行資助。1980～1996年，日本共建成十大國家石油儲備基地，目前國家儲備可用92天，民間儲備可用77天；由石油公團資助參與國外油氣勘探開發的日本石油開發公司曾達293家之多，1999年底，日本企業獲得的份額油已經占到全國進口總量的15%。 但日本政府通過石油公團對石油事務的大包大攬，被證明是低效和代價高昂的，并計劃于2005年3月撤消石油公團，國家儲備等業務轉到2003年末新成立的“石油天然氣和金屬礦產資源機構”，公團旗下主要子公司或合并上市或單獨上市，余下70多家企業或出售或解散。日本石油政策由此實現一大轉折，即將油氣勘探開發業務讓民間資本去經營，同時將石油儲備轉為國家事業緊抓不放，實現政企任務的明確分工。 最后，在替代能源和節能技術的研發上，日本舍得投入，力圖確保未來能源科技的制高點。1993年日本政府在以往基礎上，推出“新陽光計劃”，每年撥款570多億日元對再生能源技術、能源輸送與儲存技術等七大領域進行攻關。 實際上，日本的能源問題也是今后能源需求將不斷增加的亞洲各國，尤其是韓國、印度，以及中國要面對的共同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能源困局的最終破解或許正如某些日本有識之士指出的那樣，解決能源問題必須把視野放在整個亞洲，考慮亞洲區域合作，進而全球合作，只從一個國家的立場出發，總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