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了不到一周的好天氣于上周末戛然而止，霧霾天氣趁機卷土重來。據中央氣象臺21日發布的天氣預報，由于沒有明顯的冷空氣前來“報到”，近地面大氣層結較為穩定，預計到25日，我國中東部地區的霧霾天氣將繼續滋生，且有加重趨勢。

近年來，盡管國家和各地環保部門都針對大氣污染出臺了一系列防治行動計劃。然而，當持續的霧霾天氣和爆表的PM2.5數值漸成常態，人們的健康安全開始真正受到威脅時，我們不禁反思，這場治霾攻堅戰似乎陷入了“越治理越嚴重”的怪圈。

那么，當前各地采取的治霾舉措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霧霾？突破“越治理越嚴重”的怪圈又遇到哪些瓶頸阻礙？對此，經濟導報記者在淄博、濟南兩地進行了一番探訪。

關停限產難解近渴

“根據環保部對全國74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監測的數據，濟南市空氣質量長期處于榜單的后10位，霧霾治理的情況不容樂觀。”20日，濟南市環境監測中心站科研科高級工程師劉光輝接受導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不僅在濟南，山東作為傳統工業大省和碳排放第一大省，碳排放量約占排放總量的1/10，大氣治理任重道遠。

導報記者注意到，針對上周愈演愈烈的霧霾天氣，濟南市自16日零時起，啟動了重污染天氣III級響應，全市火電、鋼鐵、水泥等重污染行業共36家企業被要求停產、限產，保證污染物排放總量削減30%以上。

盡管此舉已是濟南市第二次啟動重污染應急預案，但在36家采取停產、限產措施的重點企業內，仍有明湖熱電、章丘電廠等7家熱電企業及裕興化工1家化工企業存在污染物超標排放問題。

談及為何還有企業在重污染天氣下“頂風作案”，劉光輝解釋說，原因在于山東今年剛剛提高了對一些重污染行業的排放標準，而按照過去標準改造完環保設備不久的企業，若要再次升級需要一定緩沖期。因此，環保部門特地留出半年時間作為緩沖調試期，讓企業逐步整改治理，保證明年3月份之前完成升級改造。

“即使是采取了關停限產的強制措施，也難以從根源上解決霧霾的肆虐。”山東大學能動學院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教授常景彩對此直言，隨著國內廢氣排放標準逐年趨嚴，加之一些高耗能企業老舊環保設備缺乏日常維護，難以滿足當前排放標準，通過要求重點企業采取停產、限產的手段仍難以應對當前霧霾高發的現狀，必須尋求可靠的技術手段加以改造。

山東省能源環境管理中心、省能源環境交易所交易部業務總監陳再洋也認為，單純依賴行政處罰、關停設備等傳統手段已然不足以達到根治霧霾的目的，亦同當下政府機關簡政放權的精神相背離。

倒逼地方標準加嚴

根據今年9月份環保部與山東省簽訂的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明確要求山東到2017年要實現細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20%左右。實現這一目標對于各地環保部門來說可謂壓力巨大，如何在盡量不影響工業生產的基礎上落實減排任務，已然成為各地環保部門的當務之急。

“環保部門逐年加嚴排放標準，輔以實施關停限產等‘終極’的行政處罰手段，無非是希望通過強制性手段倒逼企業增強環保意識，加強對污染物排放的監管。”談及根治霧霾的措施，淄博市環保局污染控制科負責人毛相楠道出了環境監管部門的些許無奈。環保部門近年來積累了大量關于大氣污染防治的經驗，整改要求及措施也已較為完備，但如何根據國家不斷出臺的新標準抓好落實，則是環保工作最大的難點。

為促進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淄博市環保局于近日下發《關于對全市建陶企業實施環保限期治理的通知》，分自查、治理、驗收三大階段，要求對明年3月份前仍不能通過驗收的建陶企業，一律實施關停。

據毛相楠介紹，淄博作為傳統的陶瓷生產大市，全市共有建陶企業180余家，每年僅生產所需原料就高達1600多萬噸。由于過去的生產組織管理標準與國家標準相差較大，使得建陶行業成為導致淄博大氣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據了解，此次環保限期治理對各建陶企業的原料煤炭及粉性物料儲存、煤質監管、煙（粉）塵治理、二氧化硫治理、氮氧化物治理等多個環節均提出了治理標準。其中要求，煤氣站用煤的含硫率控制在0.5%以下，最高不得超過0.7%。治理后，二氧化硫及煙粉塵排放濃度必須分別控制在100mg/m3和30mg/m3以內。

“這次對建陶行業的整改是根據2017年的排放標準執行的，一方面可以根據現有技術條件，盡可能提高對企業的排放要求，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環保設備頻繁換代升級給企業造成的重復投入。”毛相楠表示。

企業無奈投巨資

“作為企業，我們不是不想一步到位改造環保設備，達到2017年甚至2020年的排放標準，而是當前的技術手段實在達不到政府要求的標準，我們心里也沒底。”20日，作為淄博當地知名建陶企業，山東統一陶瓷科技有限公司的環保科科長蘇同新直言，環保部門每年往往只是拿出一整套整改方案和相應的完成時限，但在技術手段上對企業沒有給予太多幫助。

蘇同新給導報記者舉了一個例子，以脫硝手段為例，目前建陶行業往往是采用濕法脫硫技術，在脫硫的過程中順帶脫去一部分硝，但這種技術遠遠達不到環保部門的排放標準。

為此，企業專門找到北京三聚環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這一國內知名環保科技公司，然而在共同研發了7個月之后，考慮到脫硫成本太高且難以投入大規模實際建陶生產中，最終宣告夭折。

“今年單是環保設施的投入就達到了300余萬元，若加上電費、水費、維修整改等投入，全年的總投入超過了500多萬元。”蘇同新給導報記者算了一筆賬，目前企業共有4條生產線，每條生產線的脫硫和除粉塵設備根據規模不同分別為40多萬元和30萬元不等，因而僅此兩項環保設備的總投入就高達300余萬元；再加上8臺每臺價值約15萬元的監測設備，在沒有任何補貼的情況下，不改造便面臨停產處罰的強制手段令他們備感壓力。

無獨有偶，濟南熱電有限公司金雞嶺熱電廠環保車間主任龐戰表示，今年7月份山東曾下發對于火電等重污染行業企業排污的新標準，對于各項排污指標進行了大幅縮減。熱電公司為不觸碰“紅線”，今年不得不再次投入2億多元用于環保技術升級。

在蘇同新看來，由于消耗的是經營純利潤，環保設備改造的高投入無疑等同于高風險。“現在市面上的環保企業那么多，宣傳的效果往往都很好，但如果達不到預期的排放目標，對于企業來說肯定是巨大的損失。而環保部門往往出于這一考慮，不敢輕易為企業提供解決方案，企業無奈只能一步步摸索著搞環保。”

被動行為普遍

采訪中導報記者了解到，在對污染源頭企業進行治理改造的同時，開發利用新能源以達到節能減排的目的，不失為治霾的另一種有益嘗試。

“目前公司已經在全國13個省市建設了400余處生物質燃氣示范工程。該項目以村或社區為單位，每年可解決50萬畝農田的秸稈焚燒問題，折算后可減排PM2.5萬噸。”山東百川同創能源有限公司的項目部經理強寧介紹說。

然而，這400余處示范工程多分布在江蘇、北京、天津等地，山東僅有3處。談及原因，強寧直言，上述地區的地方政府在建設生物質燃氣示范工程時均提供了每處100萬元的補貼，因而普及情況較好。而目前山東各地對此尚沒有補貼，單靠村鎮自發投入不太現實。

“當地政府抓得緊一點，投入大一點，當地企業自然就會多上一些環保項目。”長期從事工業廢氣處理的濟南乾坤環保設備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孫志國也有類似的看法。當前企業環保意識仍較淡薄，升級環保設施往往是環保部門監管下的被動行為，尚未達到自覺階段。因此，環保企業往往只能靠尋求同政府的互動才能獲得訂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