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堪稱空前絕后。這種增長來自于工業的快速擴張，它所引起的問題是對一般性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大，同時它也影響了全球商品市場和環境。中國在2006年成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這比2004年的預測提前了5到9年。

中國碳排放量的增加

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光明。作為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未來，中國會成為全球經濟巨頭。不過，通往繁榮的道路還很長——中國的人均GDP遠低于OECD國家。按照市場兌換率（MER）估算中國人均GDP僅占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PPP）計算也還不到四分之一。這種較長時間的高增長，可能會使中國的碳排放增加2－3倍。

盡管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有顯著提高，但是，中國單位產出使用的能源仍然比OECD（經合組織）國家高4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5倍。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PPP）計算，中國能耗強度分別比OECD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大90％和40％。中國單位能源碳排放也高于OECD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大約分別高40％和30％）。這種高耗能、高碳強度和快速經濟增長的組合，預計會產生持續增長的排放量。

為了獲得更為可靠的量化解釋，我們用優選聯合評估模型為中國提出了一個長期的能源需求和排放方案。我們發現2050年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當于18Gt，比2010年高出2.6倍。進入本世紀下半葉，排放增加的速度會回落，到2100年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21Gt。模型顯示能源利用效率的持續改進，但是經濟增長收益超過補償效益，并且因為煤炭發電占主導地位，所以能源的碳排放仍保持穩定。

到2050年，中國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整個OECD國家都多，占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三分之一。然而，到2050年中國的人均排放量仍然低于OECD經濟體（略高于今天的OECD國家水平），不過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高得多。比如，在國際氣候政策辯論中，經常被拿來跟中國做比較的印度，從現在算起，其要實現中國目前水平的人均排放量只需要幾十年。

最為重要的是，當下包括未來，在氣候政策論辯中，中國始終處于一個奇妙的位置。一方面，中國尚未富裕到可以將其當做發達國家來對待的程度，因此世界不能期望中國立刻開始縮減碳排放。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又沒有窮到可以好幾年不為全球碳減排做些什么事的程度，更何況中國還是一個大國。

通向2020年的氣候政策藍圖

基于上述理由，氣候政策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中國是否將進入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性協議，而是根本不存在任何中國不參與其中的全球協議。所以，真正的問題是中國何時、以何種速度減排是合理的。2020年，2050年或者更遠的政策前景。

根據2005年哥本哈根協議，從現在起到2020年，中國的碳排放強度減排40％至45％。我們發現中國要實現這一目標基本沒有懸念，但并不意味著這一目標缺乏挑戰。這表明中國即便不考慮全球環境效益，也應該從自身利益出發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故此我們預期，對國內的考慮將主導中國未來十年能源政策。

為了得出中國未來長期氣候政策有益的見解，我們再一次使用了優選聯合評估模型。我們認為中國以及所有的其他國家，將在國內推出一個統一的國內碳稅，來實現稅收的總收益循環。不管嚴密性方面，還是政策工具方面，這是我們用來探索一系列政策的一個非常強大的精簡。這一方案保證了效率，但是正如后面的討論它缺失公平。

我們發現，除非碳交易價格畸高，否則碳排放不可能停止增長。在2020年之前大肆征稅是沒有必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行為者肯定會察覺到稅收迅速增長，因為能源部門資本價值的長效性命會誘發強勁的綠色投資期望。

我們從5種稅收方案中統籌出了所有稅收減排組合，發現在稅收達到每噸二氧化碳500美元之前，中國的排放彈性高于OECD國家。這意味著，當稅收較低時中國的排放量要超過OECD國家，當然這也意味著中國在將來能為縮減全球變暖做出更多的貢獻，但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當面臨高稅收時，中國的排放會變得非常缺乏彈性。

2009年主要經濟論壇（MEF）和拉奎拉G8峰會宣稱排放量要縮減到2005年的35％，但這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顯得有點苛刻。我們的方案表明，以每噸二氧化碳當量750美元征稅，中國在2050年才能完成MEF的目標。

到2100年全球氣候下降2攝氏度這一目標的成本取決于我們使用的貼現率。我們發現，未來中國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成本占GDP的份額會在5.4％和3.2％之間波動，OECD國家在2.8％到1.3％之間變動。所有其他的政策目標，中國都要比OECD國家支付更高的成本。減排成本顯然是非線性的。

我們可以為碳減排做什么？

從我們的分析中得到的主要信息是，雄心勃勃的氣候政策會給中國帶來昂貴的代價，并且可能因為公平問題遭到中國的拒絕。然而，世界不能讓中國持續多年排放仍然不受限制。當前的氣候談判軌道是基于總量管制和交易機制（cap－and－tradesystem）的思路，嚴格的減排目標和國際轉讓還沒有成型。為此，我們提出了一種務實的做法，這種做法主要基于下面四項原則的全球性協議：

1、中國的決策者要較快地認識到排放不受控制的增長持續不了幾年，這一點至關重要。2020年后的承諾可能過于昂貴，因為中國被鎖定在一個非常高的排放軌跡內了。是否啟動一個宏大的目標無關緊要，給出一個可信的連續性信號才是重要的。

2、如果效率是指引國際談判的唯一原則的話，雄心勃勃的減排對中國而言有點不著調——一如2攝氏度的目標。為了說服中國接受這樣的目標，大轉移是必要的，但這些轉移可能在政治上存在爭議。相反，我們建議中國應該加入一個獨立的應對2020年以后氣候問題的協議。

2020年每噸二氧化碳10美元，2050年每噸二氧化碳50美元的一項國內碳稅計劃，在政治上看是可行的，這也符合國內的共同利益。我們的方案表明，2050年這種低碳稅可以減少30％的排放量，大約是中國現在排放量的75％。

3、隨著時間的推進，稅收應該被所有的國家重視。發達國家應該通過國際金融的辦法對中國進行額外減排的努力進行補貼。

4、加強發展中的亞洲在區域性排污許可證貿易和區域性合作，可能會給中國帶來廉價的減緩方案。發達國家可以推動中國接受更嚴格的減排目標，同時給予包容性的待遇和較低的碳價格實現亞洲排放交易計劃。到2050年，中國將會成為地區性氣候政策的領導者。

我們認為，這一攬子的政策排放有可能增加超越許多國家的意愿。但是，正如我們所關注的，我們相信氣候政策應該著力于可以做什么，而不是應該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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