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升高、人民幣升值，每個五金企業都感受到“三高”帶來的壓力。一下子死不了，活著又看不到希望，這種‘溫水煮青蛙’似的煎熬，讓很多中小企業痛苦不堪。 

　　當下的溫州，最轟動企業圈的消息恐怕不是又有企業倒閉，而是傳言“出逃”的企業主又突然現身。 

　　6月底在溫州企業圈舉行的一次沙龍會議上，傳聞“企業倒閉、老板出逃”的三旗集團老板陳福財在公共場合露面，并向當地媒體宣稱三旗集團“沒有倒閉，只是遇到了財務危機”。 

　　形勢岌岌可危 

　　有關他“出逃”的新聞最早見于今年清明節前后的媒體報道，稱三旗集團因出現資金鏈斷裂而陷入倒閉境地，老板陳福財去向不明。 

　　筆者從溫州銀監分局獲悉，截止今年3月末，三旗集團貸款余額3945萬元，均為不良貸款。銀監部門調查顯示，近年來，三旗集團除經營電纜及相關上下游產業外，還進一步跨行業跨地區發展，將資金投資到房地產、葡萄酒等行業，在短時間內投資組建了多家子公司，投資戰線過長，使得企業的資金運作顧此失彼，最終出現經營困境而瀕臨破產。 

　　陳福財的“意外”出現，或許將挽三旗的狂瀾于即倒。但就在他這次極富證明“溫商重信義”的回歸前不久，另一家位于溫州樂清的企業剛剛倒下。 

　　位于樂清新光工業區的浙江天石電子有限公司，現在連值錢一點的金屬窗框、樓梯扶手都被債主們拆了。這家創建于1994年、主營電子線路板等產品的企業，因6月初貸款到期后未能按時還貸，銀行才知道該企業老板葉建樂跑了。 

　　筆者在溫州獲悉，除了“天石”、“三旗”之外，近期溫州倒閉的還有江南皮革、波特曼等在當地具有較高知名度的企業。在網絡上，一些網民和知名的財經評論者指出，溫州出現了企業“倒閉潮”。但顯然，當地相關政府部門并不認同這種說法。 

　　溫州市工商局向筆者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市私營企業注銷戶數534家，同比減少14.56%。溫州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當前一些企業出現“關停并轉”，直接受宏觀調控影響較少，更多的是企業經營不善所致，而且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有部分企業被淘汰也是正常的，不能簡單理解成是溫州經濟出現危機的先兆。 

　　盡管“倒閉潮”的說法并未獲得廣泛認可，但遍訪中小企業密集分布的江浙閩地區，企業面臨危機似乎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30名員工以下的企業停工的很多，因為原先是大工廠接單后做不完外包給小工廠，由于人民幣升值等原因，現在大工廠自己都‘吃不飽’。”上海一家企業的總經理說。 

　　三道緊箍咒 

　　探究中小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時，筆者發現，原因很多，個個都嚴重到足以致命，但似乎又很難斷定到底什么才是壓倒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 

　　隨著連續加息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緊縮的宏觀調控政策致力于平抑物價，但客觀上也將中小企業推到了前所未有的融資難題面前。 

　　在浙江天銀合金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趙立文看來，融資難題逐漸嚴峻：生產經營所需的原材料銀子，早已由按噸購買降至單次購入200斤至300斤，“倉庫時常見底，往往是今天用完，明天再買”。 

　　而浙閩一帶極為普遍的企業“互保”(互相擔保)融資方式也受到沖擊，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讓企業主在危機之中不得不小心翼翼。“誰也不敢輕易把自己的公司系在別人的褲腰帶上。”浙江捷仕泰電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林錫旭說。這名在國內多地辦廠的企業家，今年以來只與一家親戚開辦的公司開展了“互保”。 

　　春季以來持續緊張的供電形勢無疑給中小企業上了另一道“緊箍咒”。在江浙一帶，“開三停一”“開二停四”的企業限電方案隨著盛夏來臨或將蔓延。溫州樂清市多個行業協會的負責人認為，供電的不穩定性嚴重影響了企業正常生產，三倍于電價的自主發電成本再度攤薄了利潤，對于一些能源依賴型企業無異于釜底抽薪。 

　　在國內最大的紡織品集散地浙江紹興，德龍·莎美特針紡織有限公司剛剛因為上游印染廠被限制用電，導致訂單出貨延期十幾天。保證金加上匯率波動后的回款縮水，一張外貿訂單就讓公司損失了上萬元人民幣。“現在對長單、大單都是慎之又慎。”公司副總經理許曉秋說。 

　　而年初以來出現的新一輪“用工荒”看上去并未出現轉機。筆者從浙江省內的多家勞動力市場了解到，基于工人的心理預期與企業可承受工價難以對接等因素，不少地區甚至出現招工難與工人閑置并存的局面。 

　　“用工成本漲了25%，但能容納350人的生產線仍然只招到150人，年初至今一直處于半開工狀態。”浙江康爾樂電子有限公司生產部經理柯志武說。 

　　在一些企業主看來，這次的危機甚至“比2008年更加艱難”。 

　　“2008年是訂單一夜間消失，死了也干脆。現在訂單倒有，但原材料、勞動力、匯率、資金等多座大山一起壓來，一下子死不了，活著又看不到希望，這種‘溫水煮青蛙’似的煎熬，讓很多中小企業痛苦不堪。”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