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鐵礦石問題上，不能單從政治角度和民族情緒上看問題，還必須尊重市場規律，適應市場。
　　中國是全球最大鋼鐵生產和消費國，同時也是鐵礦石最大進口國。然而自從2003年加入國際鐵礦石談判以來，這個最大的買家卻在資源定價問題上不斷喪失話語權。
　　2010年度中方與全球三大礦商必和必拓、巴西淡水河谷和力拓的談判，更以中方被迫默認三大礦商的季度定價要求收場。這一年，進口鐵礦石價格持續一路高漲，從年初的90美元/噸左右上揚至年底的超過140美元/噸。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4月29日公布的行業信息顯示，今年一季度進口鐵礦石17717萬噸，進口到岸價平均156.62美元/噸，同比上漲60.31美元/噸，漲幅62.62%。
　　在成本上升的壓力下，一季度納入協會統計的77戶大中型企業產品銷售利潤率只有2.91%，比全國工業行業平均銷售利潤率6.2%低3.29個百分點。而三大礦商其中任何一家的利潤都超過了中國鋼鐵行業利潤的總和。
　　根據鐵礦石指數機構普氏能源的數據，今年二季度澳礦協議價（離岸）還將環比上漲25.1%，品位為62%的皮爾巴拉粉礦將上漲到171.35美元/干噸;58%的楊迪粉礦將上漲到160.30美元/干噸；巴西礦價（到岸）環比將上漲16%，品位66%的巴西卡拉加斯礦將上漲到200美元/干噸的歷史最高位，漲幅16.4%，品位65%的圖巴朗塊礦將上漲至194.93美元/干噸。
　　鐵礦石價格“高燒不退”，猶如一道“魔咒”，難以承受鐵礦石成本之重的中國鋼鐵業能否以及如何獲得轉機?
　　中國需求
　　從歷史數據來看，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的20多年里，鐵礦石的價格基本維持在20多美元/噸的水平，如果考慮到美元貶值的因素，鐵礦石實際是貶值的。
　　但2000年以來，中國需求逐漸增加。2000年中國進口鐵礦石7000萬噸，2010年超過6億噸，10年間出現8.6倍的增長。
　　新華社首席經濟分析師陸曉明在接受采訪時分析指出，中國對鐵礦石的需求旺盛，鐵礦石增產速度低于需求增長速度，供不應求成為一個大趨勢。等到礦商看清這是一個長期趨勢后，就紛紛開始逐步擴產，同時鐵礦石的價格也逐漸走高，陸曉明形容礦商是“30年媳婦熬成婆”。
　　2003年之前，中國進口鐵礦石均價基本維持在30美元/噸左右。此后，隨著需求的快速增長，價格也急速上升，中國進口鐵礦石到岸價至少上漲了5倍。中國需求成了中國鋼鐵企業的“軟肋”。
　　鐵礦石需求的增長，導致了鐵礦石出口海運量的大幅增長，從而帶動海運費持續攀升。陸曉明指出，近幾年海運費上漲和波動也很大，增加了變數。
　　2002年至今，全球鐵礦石增量部分幾乎100%來自中國，中國以外的鐵礦石需求量基本沒有太大變化，漲價因素主要來自中國的需求。今后，國際鐵礦石供求局面能否發生改變，使得鐵礦石價格走勢能夠朝著更有利于中國的方向逆轉?
　　來自三大礦商和一些行業分析機構的預測認為，未來幾年中國需求仍會保持強勁。他們指出，諸如上海、天津和北京這樣的出口導向型城市，鋼材使用量已達到韓國等發達國家的高位水平，不過內陸省份的用鋼量才剛剛開始攀升，西部地區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將需要大量的鋼材，并令中國鐵礦石進口量保持在高位。
　　但國內有專家指出，全球鐵礦石供不應求的格局已逐步進入尾聲，中國鐵礦石進口在未來5～10年中可能會出現拐點，因為其一，中國鋼鐵業超常規增長的時代將會結束;其二，隨著廢鋼利用等技術的發展，中國對鐵礦石的依賴將有所緩解;其三，未來大量資金進入鐵礦石開采領域，供應會有所增加。
　　陸曉明認為，這樣的判斷是中國企業樂見的結果，但從現實情況來看，恐怕還不能那么樂觀。首先，中國仍處在城鎮化工業化的發展階段，需求難以下降，產能過剩的矛盾仍很突出;其二，像美國等發達國家，廢鋼是煉鋼的主要原料，電弧爐產鋼量占總產鋼量的比例可達60%。而中國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且煉鋼設備以高爐為主，電弧爐產鋼量占總產鋼量的比例不足15%，中國的廢鋼積蓄量也少，所以鐵礦石還是中國鋼鐵企業最主要的煉鋼原料；其三，中國進入海外鐵礦石開采領域的企業，目前仍未有一家真正投產;此外，隨著印度本國需求的上漲，印度礦對我國的供應和補缺能力也在削弱。
　　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顧問焦玉書也曾指出，對于中國鋼鐵業而言，海外的權益礦應達到3億噸，使得國內礦和權益礦總量占消費的70%才能擁有話語權，但中國目前正在建設中的海外權益礦僅約1.9億噸產能，要達到上述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定價機制
　　2010年，鐵礦石定價機制出現重大變局，三大礦商開始采用掛鉤現貨市場的短期價格合約，取代沿用了40年的年度基準定價體系。雖然中國方面一直都沒有公開正式表態接受這一機制，但事實上中國主要鋼鐵企業自去年中期起就陸續與三大礦商簽署了短期供貨協議。
　　陸曉明評論指出，定價機制問題是最值得探討的。他說，新定價機制有幾大變化，一是周期上的改變，目前主要以季度定價，也有按月定價或者更短周期的;二是過去價格是談判談出來的，現在不用談，按市場和指數走，“這一定價模式是大勢所趨”。
　　國際通行的鐵礦石指數分別是環球鋼訊的TSI指數、金屬導報的MBIO指數和普氏能源資訊的普氏指數。其中普氏對應的礦石報價在三種指數中最高，原因在于普氏的結算公式中，給予礦山的報價份額最高。因此，目前淡水河谷和力拓采用基于普氏礦石指數的季度定價,必和必拓則是在普氏指數基礎上采取更靈活的定價。
　　國際大宗初級商品定價，基本都經歷了長期協議價—現貨定價—期貨定價的過程，期貨成為主要定價方式后，商品定價也完成了金融化的過程。受訪專家指出，在鐵礦石新定價機制已成既成事實后，鐵礦石定價金融化不可避免。
　　在這一大勢下，國內鋼鐵行業能否積極適應、參與并有所作為，以避免陷入更為不利的境地?在采訪中，陸曉明對本刊記者強調指出，應該認識到，礦產不僅具有資源屬性，還有資本和資產屬性，而且資本屬性越來越強，保障資源不能單純從量上追求，還應積極通過資本市場運作。
　　他認為，在鐵礦石問題上，不能單從政治角度和民族情緒上看問題，還必須尊重市場規律，適應市場。
　　業內專家也指出，中國鋼鐵行業在鐵礦石定價金融化上需積極適應，并有所作為，其中有三條可行的路徑：一是積極推動在國內開展鐵礦石期貨交易。中國是全世界鐵礦石最大的買家，如果鐵礦石期貨市場發展得好，可以影響到鐵礦石的國際價格。今年1月，世界第三大鐵礦石供應國印度推出了全球首個鐵礦石期貨品種，意味著鐵礦石進一步金融化和定價短期化的勢頭難以阻擋，鐵礦石期貨甚至期權將會是鋼鐵企業或者國內礦石貿易商不得不操作的一環，中國鋼鐵企業也必須積極適應這一趨勢。
 　　二是盡快促成鐵礦石以國內鋼材期貨為定價標準。中國銅精礦的對外依存度與鐵礦石相當，卻并沒有出現定價權受制于人的尷尬局面，主要原因就在于銅精礦的定價受到銅期貨價格的直接影響。鐵礦石的定價完全可以參照這種模式進行定價。　　三是鼓勵國內專業鋼鐵資訊機構發展，協助他們編制更能反映中國鐵礦石供需狀況且為各方所接受的的鐵礦石價格指數，進一步獲取國際原材料市場的價格話語權。
　　合力轉型
　　在采訪中，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問題專家魏亮說，作為最主要的需求方，應該是對定價有發言權和“議價優勢”的，但是中國沒有用好話語權。
　　失利的癥結主要在于，一是中國鐵礦石的進口結構和定價談判策略不統一；二是國際市場上供應方的強勢壟斷地位;三是國內鋼企因各自的利益而不能形成合力。
　　法國錫瑞鐠大宗商品研究所所長菲利普-查爾曼在今年2月的首套中文版《錫瑞鐠大宗商品市場年鑒》發布會上也指出，中國的鋼鐵企業需求很大，占到全球鐵礦石需求的60%多，但這些企業大都單兵作戰，無法形成合力對抗三大鐵礦石生產商，所以定價權全掌握在礦商手中。
　　鑒于中國的經濟和人口總量，中國需求不會有太大變化，因此，魏亮認為，中國鋼鐵業要在高昂成本的重負下獲得轉機，根本還有賴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
　　陸曉明指出，如果中國轉型較好，不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對鐵礦石的需求真的下降了，有可能出現供應平衡，甚至供略過于求，屆時價格才可能調頭向下。
　　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也成為鋼鐵行業的共識。工信部2月公布的“2010鋼鐵行業運行情況及2011年展望”指出，今年是中國“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鋼鐵工業高速發展階段已近尾聲，轉方式、調結構是鋼鐵工業下步發展的必由之路。
　　中鋼協也指出，“十二五”時期中國鋼鐵工業發展將由規模擴張為主向品種、質量、效益為主轉變，全行業的運行態勢將由外延擴張向提高運行的質量和效益轉變，工作的中心應轉移到全行業結構升級和轉變發展方式上來。
　　中鋼協認為，實現轉型的關鍵，是不斷提高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能力，和不斷增強上下游產業鏈的建設。
　　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鋼鐵大國，卻一直不是一個鋼鐵強國。魏亮對本刊指出，日本大地震后，需要大量鋼鐵產品，但中國生產的鋼材質量和品質無法補充日本市場，因為中國鋼企主要還在“粗加工”階段，多煉粗鋼，無法補充國際市場的高端需求。同時，中國不得不高價進口鐵礦石，進行簡單加工后再以不高的價格賣出，這自然導致低利潤率。
　　他認為，中國今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必然要求“深加工”，中國鋼企必須以質取勝來代替以量取勝，由量變質，需要提升技術含量，掌握和運用更多高精尖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