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2月14日發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斯彭斯和斯特恩商學院研究員桑迪萊•赫施瓦約的一篇文章，題為《全球增長的演化結構》，摘編如下：

　　自二戰結束以來，全球貿易和金融開放程度已有了很大的提高。這要歸功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機構和肇始于1947年關貿總協定的貿易自由化談判。與此同時，殖民主義體系徹底崩潰，世界上新誕生了許多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將經歷一個世紀的現代化進程，如今剛剛過半。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將會把我們帶往何方？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如何影響這一進程？

　　貿易和資本流動的正式壁壘降低后，幾大趨勢合力提高了后殖民地國家和其它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革速度。這些趨勢包括技術進步（尤其是運輸和通信方面）以及跨國公司的管理創新和供應鏈整合。

　　因此，在二戰結束后不久，傳統上以出口自然資源和農產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向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擴張。首先是紡織和服裝業，然后是箱包、餐具、玩具等行業。供應鏈也出現了地理上的分散趨勢，低附加值部分開始向低收入國家轉移。比如，在電子消費品行業，低收入國家已經成為勞動密集型組裝地的不二之選。但半導體元件、電路板和其他元件仍在中等高收入國家如韓國完成設計和生產過程。

　　雖然全球經濟結構的變遷用“一日游”來形容最為貼切，但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模式卻顯示出了重復性。強大的經濟力量推動了結構變遷和經濟多樣化，鞏固了經濟增長，創造了具有共性的轉型。

　　比如，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正在進入“奔小康”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價值增長鏈中的勞動密集型部分會從中國的高收入地區消失。在基礎設施和物流領域大規模公共投資的推動下，其中一部分會遷往收入較低的中國內地。但是，最終，勞動密集型產業會遷往發展程度更低的地區，而中國在價值鏈中的位置會升級，不管是在出口部門還是在國內消費產品部門。

　　結構變遷是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圖景的一部分。而全球經濟圖景的總趨勢又具有很強的不可預測性，部分是因為各國加入全球經濟的時間不同，擴張的速度也不同。先發高增長經濟體——日本、韓國等——最初靠出口勞動密集產品起家，接著升級至汽車等資本密集產品，然后再升級至設計和技術研發等人力資源密集型生產活動。隨著工資的增長，原先在日本進行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活動轉移到了全球經濟的后來者那里。

　　隨著新興經濟體向全球供給鏈的高附加值部分攀升，實物、人力和制度資本都會得到深化，促使經濟結構向發達國家靠攏。這使得從前只存在于發達國家的領域——最尖端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的競爭也將變得更為激烈。在這一階段，新興經濟體往往會走到十字路口。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主要新興經濟體）的總規模、其不斷上升的收入，以及其在價值鏈中的不斷攀升正在給發達經濟體（特別是貿易部門）造成越來越大的沖擊。

　　對大型發達國家的沖擊有多大？以美國為例，1990年以來，美國凈增273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98%屬于不可貿易部門，主要以政府部門以及衛生、零售、接待和房地產業為主。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財政和家庭支出將長期受到約束，資產價格也有下降壓力，能否維持原先的就業機會創造速度大有問題。

　　事實上，危機之后國內需求不足正在造成美國國內極高的失業率，雖然美國經濟已經有所復蘇，但失業率并未出現下降。從經濟學原理上講，外國需求，特別是高增長新興市場的需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內需不足的問題。但事實上這種情形并沒有發生——至少是尚未發生。美國的貿易逆差確實從2007年的7020億美元下降到了2009年的3750億美元，但這全部是由于進口銳減——從2.35萬億美元降至1.95萬億美元——造成的，事實上，出口上也是略微下降的，從1.65萬億美元降至1.57萬億美元。

　　出口增長可以從價值增加鏈中美國已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部分中獲得，比如金融、保險、計算機系統設計等。但要想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減少外部赤字，出口部門本身的范圍也必須有所擴大。這就要求在更多的可貿易高附加值部門中重塑競爭力。輕易篤定的提高競爭力的方法并不存在，而貿易保護顯然不是正確的選擇。重塑競爭力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復雜的挑戰，需要多管齊下——加強對人力資本、經濟的技術基礎以及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