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的硬骨頭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2010年11月表示，“十二五”期間，碳強度、能源強度降低，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及森林面積、蓄積量等，都將成為“十二五”規劃中的約束性指標。

　　此外，環保部明確，“十二五”期間，我國將繼續加大污染減排力度，減排的約束性指標從“十一五”期間的兩項變為四項，氨氮和氮氧化物成為新增加的兩項約束性指標。

　　由此可見，經歷了“十一五”的重壓，節能減排的任務在“十二五”不減反增，而且形勢更為嚴峻。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十二五”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抓手是不行的，這個抓手就是節能目標強度和碳強度。

　　“‘十二五’20%左右的節能目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把節能的目標向減碳目標靠是不對的，節能不僅僅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還關系著能源供應安全。”楊富強向記者解釋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我國承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到2020年下降40%—45%，如果按41%計算，那么單位GDP耗能目標就是下降16%，按45%計算的話，則對應的是下降18%。

　　楊富強認為，在“十二五”五年間，可再生能源發展不會有很大變化。可再生能源2010年從9%上升到2015年15%，占整個能源強度如果換算成二氧化碳排放的話，大約只有5%或6%。“所以碳強度基本等同于能源強度，碳強度低一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研究員周宏春參與了國家“十二五”節能減排規劃的起草工作，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十二五”節能指標和二氧化碳減排指標不可能太高，應該比“十一五”要低一些。原因有二，一是2010年底一些地方出現的拉閘限電現象，違背了節能的宗旨。其次，節能減排的難度在增加，將更多依賴于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而這顯然并非一日之功。

　　對此，能源基金會北京代表處低碳項目主管胡敏表示，拉閘限電某種程度上是政策實施方式轉變中的陣痛，要全面看待這個過程，不能因為短期的現象懷疑節能減排政策的長期性。“我們不能因此就懷疑目標是不是定得太高了，或者地方政府、企業的承受能力達不到，這是兩個問題。”胡敏認為，一個更高的指標對長期的政策實施是有好處的。

　　記者采訪的國家發改委一位人士透露，“十二五”面臨的形勢要比“十一五”更加嚴峻。“‘十一五’把肉吃了，剩下的是難啃的骨頭。‘十二五’節能目標的具體數值會在16-18%之間。”

　　考核方式調整在即

　　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指出，減排任務分解，將考慮東、中、西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區別對待，此外還要結合各地“十一五”減排任務的完成情況，以及各地的環境質量。

　　節能減排任務如何分配成為各地政府現在關心的一個焦點。政策制定部門反映，各地都在和中央“討價還價”。比如廣東經信委就呼吁國家適當降低廣東的節能目標。

　　業內人士表示，目標如何制定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實施確保目標達成更為關鍵。本報2010年底評選的年度關鍵詞中，拉閘限電“榜上有名”。受訪專家紛紛指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對我國節能目標考核的辦法進行調整。

　　“一些地方搞拉閘限電，不是為了完成2010年的節能任務，而是通過這個方法，把‘十一五’整個能源消耗量降下來。這是在玩弄技巧，實際上已經多消耗了很多能源。要杜絕這個現象，必須改變五年算總賬的考核方式，改為每年一考。”楊富強認為，“十二五”耗能最好呈直線，而不要是起伏很大的曲線。“具體來說，每年的耗能數據可以在設定的數值上下浮動，但不要差距過大。否則，就可能像‘十一五’期間，前幾年過分任意排放，到了最后搞突擊。”

　　胡敏表示，政策的穩定性對避免拉閘限電等突擊現象十分重要。“作為理性的經濟主體，企業如果在一開始即了解自己的節能任務，了解在五年之內能夠用多少煤電油，那么他就會做長遠的判斷，合理安排生產。政府對企業的越權，或者說對企業利益的損害，是沒有法律基礎的。政策在一開始就應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項目管理中心主任康艷兵指出，“十二五”期間節能措施應當轉變。由過多的行政手段轉向市場的手段，包括價格手段、財政稅收手段，以及“十二五”期間探索交易的手段，如節能量的交易，碳交易等。從高耗能企業的節能轉向更散的中小企業，深挖節能潛力。民用、商用、建筑、交通等領域將成為重點抓的節能減排領域。康艷兵特別指出，要轉變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提倡節約型的發展方式。“絕對不應該奢侈浪費，包括生活中的奢侈浪費，發展中的奢侈浪費。我國很多地方熱衷炸樓、拆路，歐洲美國一二百年的建筑物比比皆是，而我國建筑物的壽命只有二三十年，這么發展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