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前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池及組件生產國，中國的光伏產業卻面臨著“兩頭在外，受制于人”的產業鏈困境。面對外資企業的逼人態勢，作為市場后進入者的中國企業，如何在先天不利的局面下尋求發展，是關系到我國光伏產業結構優化的重要問題。

　　產業鏈困境：光鮮下的暗淡 

　　自2007年起，中國太陽能電池產量躍居世界首位。2009年，已占全球太陽能電池總產量的40%。然而，制造大國并不等同于產業大國。正如鋼鐵產量世界第一，并不能掩蓋中國企業在鐵礦石定價權上的全面潰敗；全球首位的汽車產量，也并沒有培育出中國的大眾與克萊斯勒。我國光伏產業表面光鮮之下，掩藏的是產業鏈困境與企業的無奈。

太陽能光伏產業鏈，大體上可分為五個環節，自上而下依次為：太陽能級硅材料、硅錠硅片、電池、組件、系統集成，最終作用于市場端，實現光伏發電。整條產業鏈中，上游的晶體硅制備、切片環節技術門檻最高、利潤回報最大，而下游的電池、組件制造環節，則技術門檻較低、利潤回報較少。尤其是組件環節，成本競爭最為激烈，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也最低。

　　然而，我國企業恰恰是集中在產業鏈中下游的電池、組件制造環節。上游的晶體硅材料主要為歐美和日本的傳統七大廠商所壟斷，2008年，占全球多晶硅材料供給量70%以上。下游光伏發電市場，則主要集中在歐洲，其光伏系統裝機量占全球比例接近80%。可見，對我國而言，所謂的“光伏大國”僅僅是“生產制造大國”，再說得準確一些，則僅僅是“電池和組件制造大國”。在這樣一個新興產業內，我國依舊沒能擺脫“世界工廠”的角色。資金、技術、市場等戰略制高點留在了海外，低附加值的下游產品制造環節，引入了中國。

　　“兩頭在外”：困境中的艱難

　　上游晶體硅材料、下游發電市場“兩頭在外”的困境，使得我國光伏產業形成了“議價能力低”、“抗風險能力低”的“雙低”局面。

　　向上游來看，以國外傳統七大廠商為首的晶體硅材料供應商，面對眾多的電池、組件制造廠商，具備更多的議價資本。盡管“擁硅者為王”的局面，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而瓦解，但并不能從本質上改變晶體硅制備環節，在光伏產業鏈中的主導地位。能否獲得穩定的硅片供應渠道，成為眾多的電池、組件廠商關心的核心問題。

　　向下游來看，近年來，我國光伏發電市場盡管加快了發展速度，但全球主要市場仍舊分布在歐洲、美國和日本。西班牙市場的急劇萎縮，以及今年德國政策的趨冷化，直接造成了全球光伏發電市場增速放緩，這首先影響的，就是產業鏈中競爭最為激烈、技術門檻最低的組件和電池制造環節。在一年前的金融危機中，我國大量光伏組件廠商因此而倒閉。

　　后進入者戰略：中國企業的突圍之路

　　中國光伏產業尋求發展，就不得不在產業結構方面實現優化，產業結構的優化，則必須以企業為實體依托。作為市場的后進入者，我國光伏企業主要通過三種戰略模式，實現產業鏈布局的優化。

　　第一，資本驅動模式。一些具備雄厚資本實力的企業，挾帶大量資本進入光伏產業，能夠從全方位著眼，向多個環節同步投資，在較短的時間內，打造相對完整的光伏產業鏈，塑造企業競爭力與抗風險能力。采取這種模式的企業，多是此前在某一傳統行業內，已經形成了超群的實力，具備穩定的現金流，以成熟業務供給光伏業務。主要以保定天威集團、深圳南玻集團為代表。

　　第二，成本驅動模式。盡管電池、組件環節競爭廠商最多、利潤水平最低，但對于成長型企業而言，這也是光伏產業中進入壁壘最低的一環。以這一環節切入點，逐步發展，尋求向上游的晶體硅材料、下游的系統集成方向拓展，能夠為企業帶來穩定的原材料供應和市場需求。采取這種模式的企業，大多是以光伏業務為單一主業的成長型企業，缺乏傳統業務的給養。主要以無錫尚德公司、常州天合公司為代表。

　　第三，工藝驅動模式。所謂“工藝驅動”，是指從晶體硅產業裝備的制造環節切入，通過對單晶爐、多晶爐、切方機等各類產業裝備的試驗、示范，小規模生產硅錠硅片，在銷售設備的同時，通過長期的工藝參數積累，持續提高產品穩定性，并逐步擴大產能規模，從裝備的試驗、示范，向硅錠硅片的規模化生產轉變，自上而下實現產業鏈延伸。它與前兩種模式最大的區別，是從產業鏈側面的最小入口切入，在前期，對企業的資金能力要求相對較低，尤其適合傳統精密機械加工企業，在原有技術基礎上實現轉型。我國兩家主要的晶體硅產業裝備制造商——江蘇華盛天龍、北京京儀世紀，此前都屬于傳統的機械加工企業范疇。這種模式，主要以北京京儀集團為代表。

　　因此，資本驅動模式，適用于資金實力雄厚，進入光伏產業之前，至少具備一項傳統優勢業務，能夠為其提供持續的資本供給，或是外部融資能力突出，能夠獲得可觀的融資規模的企業。成本驅動模式，適用于成本控制能力較強，資金利用效率較高的企業。而工藝驅動型，則最適合具備精密機械制造基礎的企業，通過引進高端技術人才，實現產業轉型。尤其是對風險規避型企業而言，這種模式，能夠在光伏產業裝備和傳統精密機械設備之間，實現產能公用，在行業震蕩期，可以迅速完成產品切換，減少外部環境的負面影響。

　　雖然三種模式的出發點和發展路徑有所差異，但前提都是以產業鏈整合、提高企業競爭力與抗風險能力為核心目的。最終，隨著我國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逐漸明晰、上網電價補貼政策的推進落實，實現我國光伏產業從“兩頭在外”、“世界工廠”的角色，向“內外兼修”、“縱向整合”的跨越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