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中，新能源革命正在成為主流媒體與政府官員頻繁使用的新名詞。如果我們以更廣闊的視野看待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時，則會發現，醞釀中的新能源革命的意義遠不止于新能源本身，以新能源為先導產業引爆的將是一次繼200年前工業革命之后，人類文明史上又一次涉及整個經濟、社會與文化形態變革的新經濟革命，這將導致工業經濟向生態經濟的轉型。中國作為當代世界能源與環境危機困擾的矛盾中心，走向生態經濟的動力前所未有。 　　對于生態經濟與生態文明的研究，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關乎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戰略與方向定位的選擇問題。在此，本版特辟專欄，約請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張孝德教授撰寫了一組文章，供讀者參考。 　　從長周期看，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在本質上屬于世界產業周期的危機。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全球性經濟危機往往會成為催生重大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崛起的動力。1857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了以電氣革命為標志的第二次技術革命，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了戰后以電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術突破為標志的第三次技術革命。2000年美國的高科技泡沫破裂后，標志著IT產業作為推動美國與世界經濟增長引擎時代的結束。正是在IT產業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結束后，缺乏新的引擎產業跟進，形成產業空洞的背景下，在高科技時期形成巨額剩余的資本開始流向房地產業，再加上在美國政府長期實行低利率和放松金融管制的條件下，由金融投資家與房地產商合謀演繹出了支撐美國經濟增長的畸形引擎產業：在金融創新下催發的虛擬產業經濟。 　　當代人類的經濟正處在一個重大轉型期。我們在應對世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中，不僅要考慮如何挽救那些處在危機中的傳統產業，更要關注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后，正在浮出水面的當代人類遇到的又一次新經濟革命。正在醞釀中的新經濟革命表現在以下四個領域，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關注： 　　第一，以再生能源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關于能源危機問題，從20世紀70年代提出，經過近40多年的醞釀，新能源革命終于在這次世界金融危機的催發下浮出水面。在世界各國出臺應對危機、振興經濟的計劃中，大部分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將發展新能源作為新興產業給予高度重視。在新能源開發走向世界前列的德國，再次修改了2000年出臺的《可再生能源優先法》，提高了對風能、太陽能開放的政府補貼。尤其需要關注的是奧巴馬上臺后把發展新能源產業作為再造美國經濟增長動力的戰略高度來對待。奧巴馬新政劍指新能源領域：宣布未來3年內將可再生能源的產量增加一倍，10年內節約石油的總數超過目前從中東和委內瑞拉進口石油的總和!世界各國都在力爭占領新能源行業的制高點，話語權的競爭初現端倪。一場人類自有能源使用記載以來最龐大、最深刻的新能源革命序幕正在拉開。因為能源危機是遏制當代人類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死穴，誰能夠在新能源中最先突破，誰就會成為新經濟最大的受益者。 　　第二，以生物技術為主導的生態農業革命。2008年與金融危機同時發生的是世界糧食危機。聯合國報告指出，當前全球約有10億人處于饑餓狀態或瀕臨饑餓狀態。受價格浮動以及氣候變化等因素的影響，糧食危機2009年可能進一步加劇。情況如果持續下去，不僅對缺糧國產生消極后果，而且將拖累全球應對金融危機的努力。2008年4月15日，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由全球400多位科學家撰寫的報告《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IAASTD）》提出：“世界需要一個更加環保的糧食生產方式，世界需要從一個嚴重依賴農藥和化肥等化學品、對環境破壞很大的農業模式轉化成對環境更友好、能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農民生計的生態農業模式。”建立生態農業，是應對氣候和糧食安全雙重危機的最佳解決方案。 　　以有機農業為內容的農業革命，不僅來自當前世界糧食危機的倒逼動力，同時也來自世界對食品安全需求的市場需求。長期以來，對有機農業需求的最大市場主要集中在西歐和美國等發達國家，而目前這個市場已經擴展到人口大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中國。在市場需求與世界糧食危機雙重驅動下，一次繼機械化農業、化學農業之后的生態農業革命勢在必行。 　　第三，以文化創意為核心的新產業革命。進入21世紀以來，在高科技泡沫破裂之后，IT技術與文化結合中催發一個快速成長的新興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在英國，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創造財富的第二大產業部門、創造就業的第三大部門。在2006年發布的《硅谷指數要點》報告中，美國的“創意和創新服務產業”已成為僅次于軟件產業的第二大產業集群。其實文化創意產業其真正意義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文化創意背后醞釀著一次新的產業革命。我們之所以說文化創意產業將會引發一次新的產業革命，是因為文化創意產業引發的不僅僅是純文化產業崛起，而是文化創意將會全面覆蓋到滿足人類需求的所有終端產業領域。使傳統的產業在文化創意中向具有個性化、文化化升級轉型是未來新產業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產業文化化的大趨勢，不僅會使傳統產業升級換代，還會使瀕臨消失的農業時代手工業和手工藝獲得復興的契機。 　　第四，以最低能耗、低投入實現生活幸福最大化的人類生活方式的革命。長期以來在解決能源與環境的危機中，一直受困于生產與消費失衡的悖論中。一方面，我們為資源與環境的危機而擔憂;另一方面，我們所有的政策和制度設計又在為滿足不斷膨脹的物質需求和GDP增長而努力。在如此充滿悖論與病態的經濟體系中，人類生產的目標迷失在追求GDP增長最大化、無限刺激物欲消費的現代工業生產模式中。 　　如果不對病態的消費模式進行變革，僅僅在生產的一端，降低能耗，搞清潔生產，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現代工業文明的能源與環境危機問題。從改變高能耗、高消費的生活方式開始，倡導低碳生活，已成為各國刺激經濟增長的一個新內容。德國、日本和法國都把鼓勵使用新能源住宅、低碳生活納入到發展新能源的法律與規劃中。特別是在奧巴馬刺激經濟計劃中，除了新能源外，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醫療、教育、衛生、社保等投資項目都與改變原來的高能耗生活有關。中國提出建設集約型社會，近期出臺了“太陽能屋頂計劃”亦標志著當代人類在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思路與方向上的一個革命性的轉變：這就是從單一的生產領域轉向了消費領域。 　　本著節能減碳、降低污染，在現代技術與新能源的支持下，使人類過上一種低能耗、更智能化、更健康的新生活，將會成為新經濟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沿著這個思路走下去，現有的經濟系統面臨著另一個革命性的變革，即從GDP最大化的生產經濟向追求幸福指數最大化的生活經濟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