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物流業搭上最后的末班車，承載著中國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重任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全部到位。這“十大產業”的振興與轉型，不僅攸關中國經濟短期的“漂亮數據”，更攸關能否形成長期的產業競爭優勢與能否為中國經濟擺脫衰退的魅影和第二波經濟增長奠定一個高端而又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基礎。 　　分析振興規劃涉及的“十大產業”，總體格局呈現以鋼鐵、汽車、船舶、裝備制造等九大制造業加現代物流業的“9+1”的模式，這是一個再造“中國制造”的技術內核和基因組成，使“中國制造”突破自身的技術瓶頸而躍升為“中國制造2.0”的制造業振興規劃。 　　國務院之所以選擇制造業作為中國模式轉型和反危機的突破口，看看這十大產業在GDP增長、稅收和就業等方面的貢獻就可以完全理解：十大產業的產值不僅占GDP的三分之一以上，工業增加值更是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近80%，每年向國家繳納的稅收占整個財政收入的近40%，吸納的勞動力占整個就業人數的近30%，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50%以上都是他們創造的。因此，這些產業是否振興，通過政策的扶持渡過目前的難關，就成了中國經濟能否復蘇的關鍵所在。 　　的確，中國要想成為一個經濟和技術的大國，必須通過產業的振興奠定一個工業化的基礎，形成一個具有自身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不可否認，盡管中國改寫了制造業導向發展模式的經典腳本，“中國模式”也一度改寫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歷史，但不得不承認，中國制造過度依賴投入推動的競爭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平面化，沒有形成精細的財富創造模式和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結構。因此，通過產業振興政策，培育有競爭力的產業群無疑是經濟復蘇的關鍵和核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無疑抓住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要害。 　　從其競爭力看，這“十大產業”共同的特點是：產能落后導致產能過剩，缺乏核心技術導致附加值低，產業分散導致龍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差，而這些特點決定了“中國制造”主要是靠價格優勢在國際產業鏈的最低端分享微薄的利潤。以鋼鐵為例，我們擁有上百家鋼鐵生產企業，但高端的鋼材卻只能依賴進口。中國最大的寶鋼，占國內鋼鐵產量不過5%多一點，而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米塔爾的產能，基本就是國內所有鋼鐵巨頭的總和。這決定了十大產業振興是振興與升級的雙重奏，政策的著力點不僅是通過稅費的減免讓企業度過目前的危機，更主要是通過政策的組合拳促進產業內部兼并與重組、引導企業合理利用資源、淘汰落后產能、提高產業集中度、鼓勵優秀企業做大做強，再造“中國制造”的競爭力。 　　制度變遷理論告訴我們，持續的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和相應的制度變遷，是現代社會經濟長期增長的驅動力。但是，對一個已經發展了30年的經濟模式而言，轉型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更不可能靠一兩個財稅政策就可以達到目的。從產業發展的周期本身來看，一個國家的產業要形成競爭優勢，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日本汽車業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出口，但在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用了20年的時間。因此，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出臺，只是“中國制造”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第一步。而且，考慮到產業規劃本身內含的政策方面的重大利益，在政策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產業規劃本身制定的過程無疑是一個利益博弈和尋求共識的過程，這從房地產是否入圍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博弈過程完全可以看得出。 　　這種利益集團對國家產業政策的力度空前的“公關”和博弈，將不僅影響產業規劃本身，更影響產業規劃未來的實施，甚至可能成為決定中國產業未來振興的“勝負手”。無論是鋼鐵業，還是汽車業，未來的整合肯定要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嚴重干擾。有鑒于此，我們建議以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為基礎，必須將與產業振興政策有關的立法工作提上日程，并且具有咄咄逼人的緊迫性，通過制定國家《產業振興法》及一系列配套法規，以對抗利益集團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