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補貼長期拖欠對企業現金流造成巨大的負擔。進入2018年10月后，相關企業加速出售電站資產，以期緩解壓力。

以全球第二大光伏電站運營商協鑫新能源為例，2018年10月，協鑫新能源向中廣核太陽能出售160兆瓦光伏電站項目的80％股權及對應股東貸款。在隨后的12月，又向三峽新能源出售140兆瓦光伏電站項目的所有股權。通過上述兩項交易，協鑫新能源所得款項為5．57億元，其負債也由此縮減約18．33億元。

進入2019年，協鑫新能源出售電站資產的動作仍未停止。2019年3月，即向五凌電力出售約280兆瓦光伏電站項目的55％股權，代價約人民幣3．35億元，并縮減負債約人民幣16億元。

5月，協鑫新能源向上海榕耀新能源出售共計977兆瓦光伏電站的70％股權，連同70％的股東貸款，這項交易預期年內完成，將為協鑫新能源帶來約20．6億元現金流，并減少負債約58億元。

隨即在6月，來自保利協鑫的一則公告稱擬將其控股子公司協鑫新能源51％的股權轉讓給華能集團，將公眾對此的關注推至最高點。

最新的一起融資進展則是8月22日，協鑫新能源與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就總計1．3億美元的定期貸款融資訂立融資協議，融資協議項下借款之最后還款日期為首次動用融資日期后24個月屆滿當日。

這一系列動作背后的主要原因即是補貼拖欠導致的企業現金流承壓。新能源電站的運營兼備資本密集型與高資產負債比率兩大特點，大規模的補貼延緩撥付使擁有大量存量項目的發電企業的現金流面臨嚴峻考驗。

分析人士指出，2017年3月，財政部啟動第七批新能源補貼目錄的申報，次年6月第七批補貼目錄公布。按照相關部門的安排，只有2016年3月底前并網的項目才獲得補貼發放的資格。而在這之后并網的項目，目前補貼拖欠的時間已有3年。

該分析人士算了一筆賬，以五萬千瓦裝機的風場一年的發電量為例，按照風電平均利用小時數2000小時計算，一年的發電量是1億千瓦，按照過去5毛錢的標桿電價計算，企業只能拿到其中的3毛錢左右，這就意味著有大約一半的收益僅在賬面體現，企業應收賬款飆升。

而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比較高，尤其是新建的電站，5萬千瓦時的風場，按照每千瓦時7000元的造價計算，需要3．5個億的投資總額，其中20％為自有資金，其余則為銀行貸款。2．8億的貸款總額按照10％的利率計算，一年的財務費用就需要2800萬。“從收益角度看，1億千瓦時的發電量乘以電價，一年下來能獲得3000萬左右的收入，勉強和財務成本持平，還不包括其余的非技術成本在內”。

一位有多年光伏行業從業經驗的人士稱，“電站投資建設一般是一次性投入較大的，并且在行業內自有資金一般是20％～30％，剩下的都是銀行貸款，在電價6毛～8毛的時候，企業在測算成本時，都是按照補貼正常發放的節奏來測算的。”

以100萬的投資為例，其中有70萬在原本的預想中是可以按時收到電費的，但是現在一些電站的補貼拖欠已經到40余月，意味著企業逼迫多承擔電站建設款的70％的近四年的融資成本。

根據協鑫新能源8月6日公布的半年報，截至2019年6月30日，總借款成本為14．46億元，同比增長22％，新增及現有借款的平均借款利率由2018年的6．5％，上升至2019年的6．9％。

與之對應的是，應收電價補貼仍在上升，截至2019年6月30日，應收電價補貼總計為88．11億元，其中第六批或之前、第七批以及扶貧項目的應收電價補貼合計36．36億元，申請登記第八批或之后批次合計51．75億元。

這一數字在半年之前則為67．8億元，其中第六批或之前、第七批以及扶貧項目的應收電價補貼合計25．44億，其余皆為申請登記第八批或之后批次。

而目前，有關第八批的項目的申報工作是否要開啟仍未有官方層面的準確說法。上述人士表示：“從2016年3月至今，補貼拖欠的情況已經持續了39個月，并且之前的7批也存在補貼不到位的情況。”

他同時稱：“以88億的應收補貼為例，按照6．9％的借款利率計算，光是這一塊就要“吃掉”企業近6億元，而協鑫新能源2019年上半年凈利潤為4．1億元，財務成本吞噬賬面利潤逾一半。”

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一般而言是在基本利率上浮30％～40％，而部分國企的基準利率則會下浮5％～10％。而協鑫作為頭部企業，在民營企業中的融資成本已經屬于相對較低的水平了。

從2012年6月至2018年六月，我國共下發了七批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根據領航智庫的初步測算，前7批納入目錄的新能源項目每年補貼需求在1500億元以上，每年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補貼金額在800億元上下，隨著新能源并網裝機的增加，補貼缺口不斷沉積。2017年年底，新能源發電補貼缺口累計達1127億元，2018年補貼缺口累計在2000億元，預計到2030年將超1萬億元，年度補貼需求也將在2025年前后達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