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四十年內，中國人幾乎完整地經歷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現在開始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可以說，當下中國人的一生，可能體驗過老外幾輩子的生活。”

近日，東方衛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每周一晚21:30持續熱播。每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將結合自身經歷，從國內外熱點、難點問題切入，講述中國崛起的邏輯，建構中國話語。

在4月15日的第十四期節目中，張維為教授解讀中國四十年內“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過程，闡述中國工業化背后的原因。

張維為教授演講正文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就是在中國，如果你半年沒有到過一個地方，半年之后再去，你就會覺得它發生了變化，甚至很大的變化。

中國這樣的變化，這種速度、規模，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少有的。這樣的精彩，坦率地說在其他國家、其他地方很少能夠看到。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我覺得也有道理，就是中國人的一生，不管什么年齡，可能體驗過老外幾輩子的生活。

后來我就在想，從比較世界歷史的視角出發，如何來解釋這樣的一種精彩。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研究的心得體會。

現在大家都在談論“第四次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概念，起源于英國爆發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自18世紀下半葉起，至今大約250年。我在想，中國的精彩，大致可以用這樣一個題目來概括，就是中國人在過去四十年內，或者說是在一代人多一點的時段內，幾乎完整地經歷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現在開始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

因此，我把中國崛起稱之為“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也就是說，今天三十來歲以上的人，都經歷過這種“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生命體驗。這種經歷對于多數國人來說，只能用“精彩”兩個字來形容，坦率地說老外的經歷不可能這么豐富。

中國這種大規模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給我們國人帶來了非常罕見的人生體驗，而且這種“精彩”還會繼續。我們國人，包括我們在座的很多90后，甚至00后，會不斷感受到這種精彩。

眾所周知，由于歷史原因，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也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應該說，過去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國奮發“補課”的四十年。我們工業化的速度，幾乎是每十來年完成一場工業革命，或者基本完成一場工業革命。

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來年，我們通過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完成了以紡織業等輕工業為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從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十來年，我們大致完成了以電力、內燃機、家用電器、石化工業、中高端基礎設施等為主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然后，幾乎與西方國家同步地進入了以信息化和通信產業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從開始的追趕到現今，已經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佼佼者。

目前，整個世界正在經歷從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轉折期。以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通訊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極大地改善人類生活，改變人類社會的運作方式。應該說，中國已經進入了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場新工業革命的“第一方陣”。

這樣就更可以理解，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時候所說的這一段話：“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在中國人民手中，不可能成為可能。我們為創造了人間奇跡的中國人民感到無比自豪、無比驕傲。”

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觀察這種中國奇跡。

中國“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首先是一個完全和平的過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奇跡。

我們可以比較歐洲近代發生的工業革命。如果以1776年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志，那么也就是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上半葉，英國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現在西方和我們國內的一些學者認為，所謂民主、自由、法治等條件引爆了這場工業革命，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史實的。工業革命始于18世紀下半葉，英國當時已經通過自己的軍事力量，于1588年打敗了主要勁敵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成為新的世界海上霸主。1600年，英國成立了自己向外擴張的“國企”，東印度公司。英國極力拓展自己在印度和美洲的殖民活動。始于16世紀下半葉的奴隸貿易，到18世紀中葉，也就是工業革命的前夕，達到其頂峰。從1689年到1763年，英國和法國之間打了四次戰爭，特別是第四次英法戰爭，英國大勝，從而在法國人手中獲得了今天的加拿大，獲得了今天美國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全部領土。

這就代表著，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英國已經通過一個半世紀的殖民掠奪，擁有超過自己國土面積數十倍的殖民地。英國早已通過一系列的貿易活動，包括奴隸貿易、煙草貿易、蔗糖貿易等等，成為當時世界綜合實力絕對領先的國家。英國已經通過國家力量，為自己打造了一個包括商品、勞動力、資本、原材料市場在內的統一的跨國市場。

中國學者文一，他認為是這種巨大的跨國市場需求所建構的“戰爭—貿易循環加速器”，引爆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換言之，所謂的工業革命，一般具有幾個特點：一是革命性的新技術，二是非常強勢的政府，三是超大規模的生產能力，四是世界范圍內的要素流動與產品銷售。

以此為框架，我們可以簡單地梳理一下中國的工業革命歷程，也就是我講的過去四十年中所發生的“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奇跡。

中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大約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開始，到1995年前后基本完成。它有兩個標志，一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當時鄉鎮企業產品很快就占到了中國普通消費品的半壁江山。二是自1988年開始的沿海開放戰略，叫“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這一戰略使世界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到中國，使中國生產的普通消費品走向全世界。

中國的農村改革，則源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場改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很快解決了多數農民的溫飽問題，剩余勞動力得以轉向鄉鎮企業。鄉鎮企業主要依靠市場調節，它的員工亦工亦農，分布非常之廣。因此，它能夠適應市場變化的各種需求。鄉鎮企業大部分都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紡織業、農副產品加工，還有其他輕工業產品。

1988年，中央又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當時的國際大背景是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襲來，隨著勞動成本升高，許多發達經濟體開始調整產業結構，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地方轉移。

當時的中央認為，中國沿海地區對產業有巨大的吸引力。因為中國人力資源相對便宜，教育水平較高，而且具有初步的、比較完善的基礎設施，中國的科研開發能力也比較強。換言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不能忘記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所奠定的基礎，包括國家獨立、政治體制安排、教育普及，土地改革，以及婦女解放等等一系列因素。人民共和國創造了能夠對外開放、吸引外資，最終成長為今天這個經濟規模，所需要具備的很好的初始條件。

中國的沿海地區，當時人口近兩億，和美國人口大致相當。現在回頭想想，中央當時的決定是很大膽的，叫做“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所謂“兩頭在外”，就是原材料進口這一頭在外邊，銷售出口這一頭也在外邊，把整個沿海地區的產業，放到國際市場上競爭。

當時國務院提交給鄧小平一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的報告，鄧小平寫了一個批示說：“完全贊成。特別是放膽地干，加速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戰機”。鄧小平是軍人風格，語匯也是軍事語匯，“千萬不要貽誤戰機”是他一貫的風格。這個戰略的實施，使世界許多地方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開始向中國轉移，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也為后來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鋪平了道路。

對于普通中國人而言，第一次工業革命給人的印象就是，整個國家、整個中國開始動起來了。人人都想擺脫貧困，都想走向富裕，人民的夢給喚醒了，社會每個細胞都調動起來了。

當時有個調侃的說法，叫做：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跑單幫。這顯然是夸張，夸張得厲害。但今天一些我們熟知的企業家，包括任正非、馬云，當時真的在跑單幫。華為的任正非，當時是手拉肩扛，在三四線城市為香港公司做代理，推銷程控電話設備。馬云開了一家翻譯社，請退休的大學老師幫忙做翻譯，順便還賣一些鮮花、禮品、藥品雜貨。他曾經就在離東方衛視不遠的地方到處攬活，人家看著他那樣子還有點猶豫，翻譯這活兒都不愿意給他。但是，今天上海就在后悔，為什么當年上海沒有留住馬云。所以千萬不要小看勇往直前的年輕人，不要小看創業的年輕人，他們中間可能就有未來的任正非、未來的馬云。

中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大概是什么時候完成的？我自己把這個時間節點定在1995年左右，主要是這一年有一些標志性的事件。第一，從國家宏觀目標來看，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確定了到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要翻兩番的目標，也就是我們講的達到“小康”水平。這個目標在1995年提前完成，這是一個標志性事件。第二就是1995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紡織業歷來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代表，所以至少在數量方面，我們做到了世界第一。

另外也是在1995年前后，中國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告別了票證制度。我們這一代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有糧票、油票、自行車票、肉票，各種各樣的票。到了1995年，“短缺經濟”的歷史結束了，人民生活水平總體達到了小康標準。

順便還要補充一句，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中國的初級基礎設施，包括普通公路、鐵路、民航也發展得比較快。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時候所說的“要致富，先修路”，實際上也是中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經驗的總結。

中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我把起點定在90年代初，完成的時間大概在2010年左右。我自己比較傾向于把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作為中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起點。因為這個談話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可以說是中國在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如果說第一次思想解放，“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某種意義上預示了中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那么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可以說是中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號令。

1992年前后，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即將完成，中國對電子工業、家電工業、能源工業、重化工業、制造業、城鎮化、中高端基礎設施出現了全面需求。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廣東省提出20年內要趕上亞洲“四小龍”，上海的浦東開發計劃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同年，中國還出臺了《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1992年經常被稱為中國公司的元年，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企業家群體，很多至今仍然非常活躍、非常優秀的企業家，開始在中國興起。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一個主要標志，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加入之后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巨變。大家知道，中國加入這個全球最大的多邊貿易體制，促進了各種生產要素和產品，在世界范圍內的流通和配置，為中國產品開辟了有史以來最廣闊的市場。

出于全球化帶來的競爭壓力，西方制造業也開始大規模地轉移到中國，這一切大大加速中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進程。我之所以把中國第二次工業革命基本完成的時間放在2010年左右，也是因為這一年前后，有幾個重要的標志性的事件。一個是到2009年，中國的鋼消費占到了世界50%，銅的消費占到了36%，鋁的消費占到41%。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2010年，中國的制造業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

1990年，中國的制造業占世界制造業的比重是2.7%；而到了2010年，這個比重變成了19.8%，接近20％。換言之，中國在2010年成為世界制造之都，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國。我們不用“發達國家”這個概念，而是用“工業化國家”，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工業化國家，而且中國內部形成了全世界最大、最全面的配套產業鏈。2012-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而且開始形成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

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給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整個中國開始亮起來了”。1978年，中國人的用電量只有2500億千瓦·時，農村地區大部分還沒有電，城市電網不穩定。到2010年的時候，中國人的用電量已經是4萬億千瓦·時，中國的發電量于2011年超越美國。過去我們到國外，特別是中小城市，感覺人家就是亮，我們就是暗。現在反過來，我們是亮，人家很暗。

個人層面上，任正非的華為公司做出了戰略決定，獨立地進行研發。他從模擬通訊設備做起，剛開始做出的產品賣不掉，確實有一些損失，因為碰上數字通訊產品。可以說他是直接從第二次工業革命轉入第三次工業革命。

此時的馬云還在做翻譯，1995年他以翻譯的身份，到加州去參加一個高速公路項目的融資談判，這也算是馬云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一個簡單參與。結果項目沒有談成，他倒是發現了美國的互聯網。這個人悟性了得，他回來就搞“中國黃頁”，他很自信，盡管沒有幾個人相信他。馬云也是很快地從第二次工業革命直接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

那么中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應該說幾乎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時爆發。如果我們用1994年中國首次獲準接入互聯網作為起點，這場革命延續至今仍然沒有結束。以信息化和通信產業為代表的這場工業革命，在中國進展神速。起初的時候，中國是追跑，然后是并跑，現在則在不少領域里開始領跑，應該說中國已經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佼佼者。

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可以說都是這場革命的見證者。大家回憶一下自己用的手機品牌變化，從諾基亞、愛立信，到三星、蘋果，到今天的華為等許多中國品牌，背后是中國人在這場工業革命中，從2G到5G一路追趕到超越，真是一個奇跡。

90年代初，世界數字通訊進入2G時代，歐洲是GSM標志，美國是CDMA標準，歐美之間互相PK，中國只能旁觀，用的設備多是愛立信的。從3G開始，中國開始參與標準制定，提出了中國人自己的TD-SCDMA，后來與歐洲標準、美國標準并列為三大3G的國際標準。

當時中國人做自己的標準是很有爭議的，因為我們產業鏈不成熟，多數國內外企業廠家不愿意用。最后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中國移動拿的牌照帶頭使用。當時很多中國公知在罵，說用歐美標準挺好的，為什么要浪費錢制定自己的標準。現在中國人都懂了，標準競爭才是最重要的競爭。

順便說一句，某種意義上我們這個節目也是標準競爭，政治標準的競爭。西方一直說他的政治標準世界最好，從而壟斷政治標準，我們在這里堅定地說No。

好在這場移動通訊的標準之爭中，經過爭論之后，中國堅持下來了。到4G時代，工信部頒發4G牌照，中國三大運營商拿到的都是中國TD-LTE牌照，這是國家對中國占有話語權的TD標準的最重要的支持。此后，中國技術和中國標準，開始逐步地走向成熟，背后是中國所擁有的世界最大的移動通訊市場，這是我老講的一個文明型國家的規模效應。到了5G時代，中國的華為公司就開始引領了，這個大家都非常熟悉。

現如今，以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通訊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發生，正在改變整個人類社會的運行方式。

應該說，中國已經超越歐洲，進入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第一方陣”。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歐洲到現在沒有自己的搜索引擎。過去他們還嘲笑中國，說中國不能上Google，不能用Facebook，結果現在突然發現歐洲的大數據掌握在美國人手里。因此，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可以坦率地說歐洲已經出局了，因為這次工業革命最大的資源就是數據。大數據，相當于能源革命中的石油。

中國現在在智能手機、移動支付、即時通訊、網購、外賣平臺等領域，在世界范圍內都處于領跑地位。部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品，也融入了越來越多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元素，特別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這場革命顯然在改變中國，改變這個世界。

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這場革命給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整個中國連起來了，整個中國快起來了，整個世界都連起來了”。還有就是“一部手機，全部搞定”，到現在為止世界上只有中國一個國家做到了。

為什么中國能夠在一代人多一點的時間里，實現了“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呢？這是很大的題目。我在這里簡單講三點。

第一點，就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包括土地改革、教育普及、婦女解放，包括獨立的國防體系，初步的工業體系和科技體系等等。

第二點，就是我們整個的發展方針是民本主義導向的改革開放，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只要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我們就去試驗、就去做，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絕不盲從。

第三點，就是我們歷代最高領導人，都高度重視科技，重視科技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所以中國領導人的戰略眼光和前瞻意識，使中國抓住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發展的機遇。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這個我會再準備一個演講，跟大家一起探討。

今天時間有限，就談這些，謝謝大家。

問答對話

李志暉（節目嘉賓）：我覺得張老師講的中國的科技發展，遭遇西方封堵是不可避免的。我聽說最近美國有個議員，他提出一個法案禁止進口中國制造的列車設備。他的理由是，中國可能拿列車系統來對美國進行間諜活動，這個在我們聽起來是很不理解的，想象力太豐富了。

以八十年代的美國為例，它沒有生產過自己的列車設備，都是從日本的川崎重工、加拿大的龐巴迪、法國的阿爾斯通進口，但那時候它沒有提出任何問題。所以目前對中國技術設備的封堵，其實就是暴露了一種擔憂。在中國科技崛起面前，西方的信心在逐漸地喪失。中國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繼續發展科技。

例如，歐盟正在考慮使用中國的5G技術，而美國則在對德國使用華為技術提出警告，說德國一旦使用華為，則美方將停止、或者減少情報共享。德國的情報是很依賴于美國的，但在這一威脅面前，它還是要堅持使用中國技術，因為它不可或缺。所以我覺得在事實面前，我們就要堅定信心，走好自己的路。

葉青林（節目嘉賓）：我想補充一個故事，特別感慨的故事。我最近在采訪很多在大陸創業就業的臺灣年輕人，前一段時間在重慶，遇到一個從高雄來的年輕人，做設計師，才剛剛來兩三年。他特意要帶我去坐重慶的輕軌，跟我說，他每個星期一定來坐一次重慶的輕軌，跟儀式感一樣。這個星期來，那個樓變高了，下個月來，這里變出一座樓了。這個城市是活的，充滿生機勃勃的活力，而他在高雄二十年沒有任何的變化，這就是他來大陸的原因。

我前兩天又在上海采訪了另外一個臺灣青年，他更特別，他是十四五歲就來上海，跟著父親來上海建紡織廠。那個時候的紡織廠，連機器都得從臺灣運過來。我們在十六鋪的碼頭，看著外灘、陸家嘴這些高樓，他是特別興奮，特別驕傲地說這個城市的成長，他看到了，他見證了，他參與了。然后最感慨的是，他給我看他們在臺南的老家，一張圖拿出來，我說這個樓，現在在臺南依然是最先進的呀，他說這是37年前蓋的。

這是臺灣年輕人，一個來了三十幾年，一個剛剛來，他們經歷這個過程的興奮點，我覺得特別值得跟大家分享。

馬澤晨（節目嘉賓）：張教授，我們這個節目從1月份到現在，播了這么十幾期，我最近留意了一些年輕人常上的論壇，比如說豆瓣，論壇上也產生了一些對《這就是中國》這個節目的議論。有人就說，就好比班里的一個差生，從三十分提到六十分很容易，從六十分到九十分恐怕就沒那么容易。他們就說張教授對于中國崛起的一些論述，中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從低起點起步，并不值得太多的夸耀，您怎么對這種觀點進行回應？

張維為：實際上我剛才講了“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就是中國已經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補課，在第三次中從追趕到領先地位。而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中國也處于第一陣營，坦率地說歐洲都沒法與我們競爭。這已經不是剛才講的三十分到六十分。

主持人：我們已經到九十分了。

張維為：對，真是這么回事。華為崛起是一個標志，實際上中國還有很多其他公司，非常低調，做得非常出色、非常優秀。在企業界、產業界、科技界，國防工業，都有這么一大批人，做得非常好，世界一流的水準。

李志暉（節目嘉賓）：我覺得我們應該有這個底氣，最大的底氣就是來源于14億人民。我認為科技的發展，國家的進步，不光是科學家、工程師的事，它來源于每個人的參與。現在我們很多新的技術，很多新的設備，只有在用的過程中，由消費者遇到現實問題，再去升級、完善，最終我們進入世界市場競爭，參與這個領域的規則制定。我們現在有4億中等收入階層，一共14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相信這是我們發展的最大底氣所在。

Q1：張老師您好，我想請問，其實中國以前也經歷過很多工業化的嘗試。比如近代中國進行的“洋務運動”“辛亥革命”，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進行了很多工業化嘗試。為什么這些嘗試都沒有能夠成功地引爆工業革命？

張維為：對，我自己研究工業革命，有一個初步結論，就是一個成功的工業革命，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個是比較強勢的政府，西方國家的崛起，都是持劍經商，政府掌控暴力推動商業發展，當然今天這個不再適用，但是政府推動工業化還是需要具備國家能力；第二點就是要有廣泛的社會參與，社會每個細胞都動員起來；另外市場規模一定要大，而且是國際化的市場，不光是國內的市場。

用這三條標準來看，“洋務運動”過程中的政府非常弱。當時清廷剛剛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割地賠款，政府缺乏能力。整個社會中的多數人也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洋務運動”，只有政府里邊的小部分人主張。此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還有矛盾，市場就更加狹小，國際市場幾乎沒有。

民國時期也是一個道理。民國嘗試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導致國家四分五裂，變成軍閥混戰。民國政府是分裂的，社會是分裂的，市場是分裂的，所以形成不了真正的工業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那個時候的探索還沒有完成，還沒有找到一條工業革命成功之路，但是這個探索是有價值的。政治體制的建立，獨立的國防體系的發展，特別是抗美援朝，我覺得這一仗是定乾坤的，為后面六十余年的和平奠定了基礎；比較完整的、初步的工業體系，也在那時建立起來；土地改革建立起我國的土地制度，中國今天中國能夠建高速公路，建這么多的4G基站，還有5G基站，與我們的土地制度密切相關；婦女解放，使得中國婦女投入到勞動生產之中。

但是，當時也有一定的問題。其一就是對市場很疑慮，國內市場相當之小，同時缺乏全球化的機會；其二從政府角度來談，當時可能過多地強調階級斗爭，對經濟發展重視程度總是有點不夠；其三在社會層面上，社會不夠成熟，活力程度不夠。我們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現在回想真是蠻有感觸的。比方說大躍進，要生產五百萬噸鋼，這個就是沒有尊重經濟規律。而如今，中國的鋼產量穩居世界第一。

主持人：剛才這位朋友提的問題，我想我們幾十年前開始走工業化道路，張老師剛才也說，有彷徨、有迷茫、有嘗試、有探索，遭遇到了不少失敗與挫折。但是那個時候我們闖過了這些關，并且為后來積累了經驗，所以其實給了我們很多正向的激勵。

Q2：張教授您好，主持人好。我的問題是，印度、東南亞，或者巴西這些新興國家，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其實在人均GDP、經濟形勢等多方面指標上優于我們，而最后它們到現在都沒有取得像我們如今的成就，這是為什么呢？

張維為：對。因為時間比較有限，我就以印度為例來談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肯定印度的進步，很多人都覺得印度在迅速崛起，但是如果用中國標準來看，確實還差得很遠。所以我自己不太用“印度崛起”這個詞。

至今，印度還有好幾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某種意義上就是前三十年中國所做的事情。

第一個是土地改革，發展中國家有特點，農民占據人口大多數，沒有經過土地改革，土地都在大地主手中，農民富裕不起來。觀察印度的國會，南亞國家的議會，幾乎都存在這個情況，就是大地主掌管國會，土地改革無法通過法律方式來推進。印度有過非常有限的土地改革，把一些無人無主的土地，分給一些農戶，但規模非常之小。

此外，印度沒有經過真正的婦女解放，在印度，乃至于很多其他國家，就會發覺婦女地位太低，跟中國沒法比，印度全是男性在從事工作，婦女解放跟中國比相差太遠。

還有一點就是種姓制度，實際上印度在憲法中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是由于它是宗教的一部分，很難進行改革，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1984年，我第一次去印度，當時邀請我們的是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比較親中國的政黨。他們那個黨的領導人跟我們說，他們共產黨開會，低種姓就坐在地上，有椅子也不坐。種姓制是一個社會問題，是過去幾代人的問題積累下來造成的。這些問題如果你不解決的話，怎么可能變成一個現代國家。

Q3：張老師您好，我想請問美國持續加大對中國發展的打擊，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黃金發展期已經結束？謝謝！

張維為：不會的。當2010年中國制造業總量超過美國，基本上這就是英文語境中的tippingpoint，轉折點，就已經過去了。今天中國制造業是美國、德國、日本之和還要多一點，這就意味著根本沒有辦法阻礙中國崛起，不可能的。

現在來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第一方陣”，坦率講就是美國和中國，你有你的優勢，我有我的優勢。而且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我們會在大數據上占據絕對優勢，因為我們的人口是他四倍多。所以在大數據時代，數據相當于能源革命中的石油，缺乏數據的行為體想要參與競爭是非常難的。

另外就是制度優勢。很明顯的，中國的規劃能力、戰略定力、改革能力、整合能力，這些能力美國都比我們要弱一些。所以我覺得，我也到處在講這個觀點，就是中美某種程度的交鋒，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它知道確實是沒有辦法阻礙你，最后就是IfIcan'tbeatyou，Ijoinyou，如果打敗不了你，就加入你。可能是這樣的大趨勢。

李志暉（節目嘉賓）：我覺得張老師其實講了一種綜合創新的能力。但是坦率地說，在科技創新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問題要克服，還有很多不足，比方說基礎科學領域，我們還需要加大投入。但是在綜合創新實力，和綜合創新潛力上來講，不光是科技創新，還有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甚至文化創新，我認為中國確實是在“第一方陣”。

主持人：而且戰略機遇期并不是就等在那里，等著它天上掉下來。戰略機遇期也可以由自己去創造，由自己去尋找。所以我覺得要有定力。

Q4：目前我國已經在很多領域的世界舞臺上逐步地嶄露頭角。同時外媒對于我們國家的發展有很多評價和觀點。所以我想請問張教授，您認為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今良性發展的中國經濟？

張維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哲學基礎，即實踐理性。我們不相信任何教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我們任何的新措施，都是要先試驗一下。回過頭來看這四十年，全球化是西方推動的，包括政治全球化與經濟全球化兩部分。但中國當時做的決策是參與經濟全球化，拒絕政治全球化。就這一個決定，現在看來對中國意義深遠。哪怕是對于經濟全球化，中國對于資本市場放開的態度，也是相當慎重的，也注重趨利避害，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的開放政策，開放的大方向是極其重要的。鄧小平老說我們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自我封閉。中國人很聰明，一開放中國人就會發覺別人這個地方做得比我好，中國人就愿意去學習，而且學習之后，還想辦法把它超越。

Q5：張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是泰國的留學生。有些高科技來自于其他國家，那您認為中國是怎么把這些高科技應用好、發展好？

張維為：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中國當時做好了準備。我給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瑞士有一家企業，叫做迅達電梯，它是最早到中國，到上海來投資的。

當時我正在讀博士，順便在上海的迅達公司做了一個調研。它與中方簽了合同，轉讓技術。中方花很多的錢買技術，但是要掌握技術并不容易。當時光是圖紙、文件，把四個房間堆得滿滿的，全部是德文。所以就要有這樣的人才，把這些東西翻譯出來；要人才把它全部弄懂，然后消化，從學習人家的技術，到后來自己能夠生產，最終超越。這個是很不容易的。我們今天講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關系，很多人才都是那個時候培養的。

實際上國際舞臺就是這樣，互相學習、借鑒、提高。我自己接觸下來，很多西方公司愿意把技術給中國，但是它們的政府覺得給中國就麻煩了，這是從政治角度來考慮問題。實際上，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政府就不應當干預市場，如果市場的行為主體很自信這個技術，但是放在那兒不轉讓，最終是要過時的。到中國來，賣個好價錢，產生很好的效益，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