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政府確定三大運營商5G頻譜分配前夕，歐洲投資銀行與電信設備商諾基亞簽署了5億歐元的貸款協議，以支持歐洲境內科技公司在5G競爭中取得優勢。兩個月之前，歐洲投資銀行還向愛立信提供了2.5億歐元貸款。在此之前，愛爾蘭、拉脫維亞、英國、西班牙已經相繼完成5G頻譜拍賣，全球僅有的5個完成5G頻譜拍賣的國家中，歐盟占了4席。

歐洲一度是全球移動通信業的絕對領導者，在2G、3G時代，歐洲企業生產了全球80%的手機，全球前三大電信設備商均系歐洲企業。但在2010年之后的4G時代，歐洲4G發展緩慢，歐洲手機公司、手機芯片企業黯然退場。

從目前來看，全球的5G競爭主要集中在中國、美國、韓國、歐洲之間，5G的設備競爭將圍繞在華為、愛立信、諾基亞、中興、三星之間展開，5G的終端市場屬于華為、小米、OPPO、vivo、蘋果、三星的戰場。當然，核心的手機芯片、射頻器件目前幾乎大部分來自美國，從目前趨勢來看，高通仍是諸多手機廠商在5G初期的唯一選擇，而諸如Skyworks、Qorvo等器件公司也將控制大部分5G器件市場。

盡早大規模商用5G網絡的國家，能夠大概率鞏固現有的產業優勢，并進一步在全球擴大影響力。而這取決于相關國家的運營商是否能夠盡早儲備技術、產業鏈成熟的5G方案，并且擁有足夠的資金去持續建設5G網絡，這也是每個政府都在竭力克服的難題。

3G時期，華為、中興兩大設備商高速成長，并躋身全球五大電信設備商。4G時期，中國手機廠商逐步擺脫之前低質、低價的機海戰術，華為、小米、OPPO、vivo逐漸覆蓋中低高端手機市場，全球出貨量僅次于蘋果、三星。

中國整個通信產業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大運營商在3G、4G時期的投資驅動。

2009年，中國3G市場啟動。這一年，中國聯通收入1534億，其中1125億用于3G網絡建設，資本支出占收入比達到驚人的73%。整個3G時期，電信、移動資本開支占收入比高于25%，聯通始終在40%以上。相比之下，一直引領全球4G市場的美國，其運營商資本開支占比遠低于中國運營商，Verizon、AT&T資本開支占比大部分時間低于15%。

2014年之后，4G市場的競爭又讓三大電信運營商投入海量資金，移動、電信資本開支占比也超過30%。截至2018年上半年數據，三大運營商共建設417萬個4G基站，超過全球半數以上。2017年底，中國4G用戶總數達到10億，占全球4G用戶70%以上。

但是，高速發展的4G市場很可能透支了移動通信市場的發展潛力。在2013-2017年間，中國三大運營商的流量用戶從4億增至10億，收入增長了1176億元。但這幾乎占全球所有運營商收入增量的50%。歐洲運營商收入持續下滑，北美運營商主要依靠不斷的收購維持收入、利潤增長。

4G后期，歐洲、美國以及中國運營商在持續的競爭中將無限流量業務推向市場，持續演進的4G網絡目前足以支撐這一業務。這很可能提前透支了5G的商業模式，因為對消費者而言，“4G的無限流量”與“5G的無限流量”并沒有本質不同，消費者只會關注哪個性價比更高。這也就意味著在用戶難以繼續增長時，運營商難以從5G獲得增量市場。

除非5G尋找到新的商業模式。但是，無論是海量的低價值物聯網，還是車聯網、智能工廠等潛在高價值市場，暫時都沒有看到能夠明顯提高收入的業務模式。正因如此，隨著5G臨近，雖然設備商、終端企業、政府部門的熱情持續高漲，但運營商卻越來越冷靜。

著力推動5G的國家都在探索通過政策改革提高運營商的建設預期。

以美國為例，美國政府在2017年推出的“減稅與就業法案”使四大運營商2017年的凈利潤均提升超過100%，經營現金流也大幅提升。根據Verizon預測，減稅政策能夠在2018年增加35-40億美元現金，這將為Verizon增加15%的現金流。而且，這一方案同樣提高了高通、Intel以及諸多美國通信企業的競爭力。

同時，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為5G調整了國家環境法、國家歷史保護法中對網絡基礎設施的審查程序，這也為5G建設節省了16億美元成本，以及大幅縮短網絡建設的時間成本。同時，美國批準了T-Mobile、Sprint的合并，兩大運營商的合并將大幅加強美國電信市場的競爭，以倒逼領先者盡早規模部署5G網絡。

在韓國，韓國政府在2018年6月的頻譜拍賣中降低了5G頻譜的成本，并且協調了包括地方政府、地鐵機構等幾十家相關利益部門共同參與5G建設，以推動運營商進行基礎設施共建共享，通過降低5G建設成本以推動5G發展。

在中國，政府部門已經通過成立鐵塔公司提高了網絡建設速度、并且持續推動提速降費以鼓勵市場競爭，這些政策使得中國4G市場得以飛速發展。但是，想要讓5G延續4G的高速發展，在擴大設備、終端產業優勢的同時帶動芯片、器件產業崛起，政府部門需要給整個電信產業釋放更多的政策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