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禁令，中興咎由自取?

北京時間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BIS)以“中興通訊對于向伊朗非法出售美國貨物和技術做出了失實的報告”為由，突然宣布對中興施加出口權限禁止令，禁止美國公司對中國主要通訊設備制造商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禁令期為7年。據路透社報道，美國供貨商向中興提供了大約25-30%的零部件，禁令涉及的銷售金額可能達到200億美元;由于其時中興僅有1-2月零部件存貨，如果中興不能在這段時間內與美方再次達成和解，則會影響通信設備和手機等業務的正常生產與銷售。據《福布斯》預計，若無法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和解，中興將“可能在數周內申請破產”——這一說法也并非聳人聽聞，由于制裁導致后續訂單無法交貨，中興通訊也只有進入破產保護狀態，一些已簽合同才能有可能免除違約處罰。

禁令發出后，中興通訊的股票在香港和深圳立刻停牌。4月20日，中興通訊在深圳總部舉行了新聞發布會，董事長殷一民承認，美國的禁令“可能會導致中興通訊進入休克狀態”。事實上，由于中興受罰正處于中美貿易摩擦的關鍵時期，因此中興的處罰也被廣泛解讀為中美貿易摩擦的一部分，兩國貿易代表隨后進行的多輪談判也密集展開。6月6日，美國商務部宣布與中興通訊達成協議，將有條件地解除7年采購禁令——協議包括10億美元的罰款，4億美元的保證金，3個月內更換董事會和管理層，為期10年的合規團隊現場監控，外加一個為期10年的拒絕令——如果在此期間中興再次出現違規情況，美國可隨時單方面重啟制裁，而即使是這樣的“階段性結果”，其最終的走向和結局仍然需要時間來驗證。

在當前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中興事件也迅速引發了國內輿論的激烈討論，有相當多的批評觀點認為，中興被罰完全是咎由自取：例如出口文件上有各級領導簽字、把伊朗的名字改成“YL”或“卡塔爾”企圖蒙混過關、謀事不密導致被公司聘請的以色列律師告發等等——甚至網上還流傳著各種中興如何應對出口伊朗合規事件的內部文檔，一份美國商務部的公開PPT也被傳遍了朋友圈。一時間，各方輿論都認為美國這次對中興的制裁是有道理的，符合國際貿易慣例;然而在融資中國看來，這個判斷實則并不公正，至少是武斷和不妥當的。

事實上，中興通訊在2016年確實曾經違背過對伊朗的禁運承諾，并被美方拿到了確鑿證據——也就是那份有中興高層簽字的、涉及向“YL”出口的內部機密文件。在這個階段里，中興在合規、保密等各個環節的確都犯了很多錯誤，中興也為此支付了高昂的學費——認罰11.92億美元，這大概相當于中興之前五年的凈利潤。事后，中興陸續向美國商務部支付了其中的8.92億美元，若在未來的七年里不出現問題，則另外3億美元可以豁免。此外，中興還按照美方的要求，解雇了涉案的4名高級員工，雙方最終達成和解——簡單來說，就是這件事本來已經翻篇了。

而本次美國懲罰中興通訊的直接原因，BIS的原文也寫的很清楚：Infact，andasZTEnowadmits，thelettersofreprimanddescribedintheNovember30，2016JetterwereneverissueduntilapproximatelyamonthafterBlS'sFebruary2，2018requestforinformation，andallbutoneofthepertinentindividualsidentifiedintheNovember30，2016orJuly20，2017lettersreceivedhisorher2016bonus.(中興通訊承認，直到被要求階段性報告一個月之后，中興并沒有對員工開出處分信函，而且除了一名員工之外，所有相關員工都拿到了2016年的獎金)——事實上，在美方2018年4月發布的最新處罰公告里，沒有一句提到中興有繼續違反美國法律賣給伊朗商品的行為，關鍵理由其實也只有一條，即“35名員工未能及時扣減獎金”。

簡言之，在2016年的伊朗事件之后，中興曾承諾將對此前認定涉事違規的39名員工進行處分。39人中有4人被開除，另外35個人在職留用;而在這39人中，總共有38個人拿到了2016年度的獎金——換句話說，即使被開除的人也拿到了2016年度的獎金，無論站在企業的角度還是員工角度，這一做法完全符合人性，也非常合理;然而也正是這點，最終成為了中興“違約”的實錘，導致了7年禁售令的嚴厲處罰。整體來看，2018年4月的中興事件，本質上是一起“由年終獎引發的血案”，而網絡上流傳的種種文檔，其實都是針對2016年那次事件的，和現在的這起制裁沒有關系，大部分自媒體都把兩起事件搞混了。

中美高技術產業博弈催生巨大市場機會

盡管美國對中興的禁售只是個例，但卻引發了中國整個高技術行業的集體擔憂。中興通訊是中國第二大通訊設備制造商，同時也是美國智能手機市場第四大制造商，根據IDC的數據顯示，截止2015年第二季度，中興已經占據了美國智能手機市場約8%的市場份額。然而也正是這樣一家“中國500強”企業，其抗風險能力尚且如此薄弱，更何況其他廠商?事實上，中興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國在以芯片為主的半導體領域中，尚存有嚴重的短板。長期以來，我國芯片嚴重依賴進口;根據海關總署數據，2017年我國計算機集成技術類產品的進口規模達2601億美元(約合17561億元)，占中國當年總進口額的14.1%，連續4年進口額超過2000億美元;其中芯片進口貿易額已經超過原油，排名第一。而除芯片以外，中國在操作系統方面(安卓)也嚴重依賴美國，一旦高技術行業成為對華貿易戰工具，尤其是其他進口替代國選擇協同跟進，中方相關企業將很容易被卡住脖子，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

圖表：中興在美國智能手機市場占比約為8%

圖表：近年來中國集成電路進出口情況統計

就在4月25日，《華爾街日報》公布了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華為是否違反了對伊朗的貿易制裁的消息。據報道顯示，目前華為已經收到來自美國商務部和司法部的行政傳票;如果未來找到華為違法出口的不利證據，美國政府可能同樣會對華為進行行政處罰和商業制裁。此外，英國、澳大利亞等美國傳統盟友，也在此后相繼宣布將停用中興的設備和服務。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正在將中美貿易戰的打擊重心，從鋼鋁等傳統行業轉向了中國的科技企業。而圍繞中國信息產業、高技術產業崛起、中國制造2025，未來美國對中國相關產業的戰略遏制，可能也只是剛剛揭開了“冰山一角”。

從這個邏輯上講，未來中國對擺脫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需求無疑將越來越迫切。習總書記在近期考察時就曾特別提到：“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核心技術靠化緣是要不來的，只有自力更生”，提出“要打通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銜接的綠色通道，力爭以基礎研究帶動應用技術群體突破”。事實上，也只有科技這塊“骨頭”足夠硬，中國在數字化技術上才有機會“站上來”，與國際巨頭平等對話。2016和2018的兩次中興事件，注定將會極大的刺激中國政府加大對芯片、集成電路產業的投入，壓制中國國內否定自主開發的不同聲音;自主研發和加大半導體相關行業的資金投入將成為中國未來的“政治正確”，而這也為中國的風險資本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機遇。

從“液晶逆襲”看半導體產業的游戲規則

事實上，中國當前“缺芯少魂”的窘境，與芯片行業特殊的產業結構高度相關。對于一般傳統產業來說，行業結構是金字塔型的：即性價比高的中低端的產品市場份額較大，高端的份額較小。新入企業只要在中低端站住腳，實現盈利，就能利用成本優勢通過價格戰把技術先進的巨頭大廠逼出這一塊細分市場;而當先進巨頭退守高端領域以后，雖然利潤率極高，但是因為總市場份額小，總利潤少了，就會影響他們繼續投資積累能力，后來者最終逐漸追趕上，拉平技術差距，這也是中國此前屢試不爽的產業升級邏輯。

然而半導體產業則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態系統。從產值分布來看，電子設備及半導體產業產值一種呈倒金字塔分布，從下游的電子產品到半導體器件芯片，再到半設備和材料，產值越來越小，技術難度及行業壁壘卻越來越大。其中性價比最高的是高端的新技術，所以高端產品會占據更大的市場份額;而在CPU、GPU、內存及閃存這些領域，不使用最新的設計和最新的制程，生產出的半導體器產品根本沒有太大的市場空間，因此對落后技術砸錢開產線起不了很大作用，成本價格戰也就無從談起。后來者如想要挑戰巨頭，不僅需要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巨額燒錢，而且還要忍受長期無法盈利的巨額虧損，因此整個追趕的過程極為艱難、風險也極高，這也正是摩爾定律下的游戲規則。(摩爾定律：即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的數目，約每隔18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圖表：半導體產業的倒金字塔分布

那么后來者就完全有沒有超越巨頭的機會嗎?答案是有的——事實上，半導體行業里的倒金字塔結構并非只有芯片一家，中國這幾年在液晶面板領域的成功經驗就很值得借鑒。19世紀后期，德國的物理學家率先發現了液晶能夠隨著溫度的變化而產生多種彎曲的性質，到1968年，液晶開始被美國RCA公司運用到顯示技術上，但由于當時的技術尚不能滿足量產液晶電視的需求，美國人隨即放棄了對液晶技術的繼續研發。而與美國人的判斷相反，日本企業認識到液晶顯示具有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并創造性的將其使用在了電子表上，率先實現從盈利到投資的正向循環。從1973年到1995年，日本主導的液晶面板應用先后被普及到計算器、掌上游戲機等小型屏幕設備上。行業的領先地位使得日本企業可以不斷且大量的投入研發，后來者基本沒有與之競爭抗衡的機會;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世界上掌握最先進液晶面板技術的企業軍集中在日本，日本企業占據著全球市場約95%的份額。

1992年，由IBM推出的第一代ThinkPad，首次將液晶顯示技術運用到了筆記本電腦之上，迅速引爆了市場需求。由于之前日本企業主要生產的是用于小型屏幕設備的液晶，因此就必須投建新的更大尺寸的液晶生產線;然而另一方面，筆記本電腦需求的猛增使得大量新興投資者開始進入這一領域，很快導致供過于求，液晶面板價格大跌，剛剛花費巨資在新生產線上的日本企業開始大量陷入虧損。由于此時液晶面板行業的發展歷史還很短，日本企業還沒有意識到所謂“液晶周期”的存在，因此無一例外的選擇了大規模削減產量、裁減人員——事實上，與芯片類似，液晶屏幕也是遵從摩爾定律的——越大越清晰的屏幕，其銷量就越好，利潤也越高，因此下游企業對液晶屏幕尺寸的需求也隨時間而增加——大約每3年擴大1.8倍，而誰能率先建成可以生產更大尺寸液晶面板的高世代的生產線，誰就可以取得絕對的競爭優勢，獲取大部分頭部利潤。因此，液晶行業也是一個倒三角的產業模型——即企業越是大規模虧損，就越要咬牙忍住繼續燒錢投建新的生產線，才能迎來之后產量和利潤的爆發。

圖表：“液晶周期”示意圖

日本在液晶領域的的退卻給了韓國人機會，從1987年開始，三星集團以平均每年虧損1億美元的代價，連續7年燒錢，豪賭液晶業務;而LG集團則從1987年到1994年，年均虧損5300萬美元，持續虧損了8年。日本企業裁掉的液晶產業工程師，韓國企業會馬上雇傭他們，再加上大力投資建設生產線，以三星、LG為代表的韓國企業終于在1995-1996年液晶產業第二次衰退周期中，以前所未有、不計成本的戰略投資，把日本擠下了第一的寶座。截止1999年，三星的液晶面板出貨量躍居世界第一，占據了全球液晶平板市場18.8%的份額，LG名列第二，達到了16.2%，韓國開始取代日本成為液晶領域的帶頭大哥。

相比之下，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平板產業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未能形成批量生產規模，面對日韓等的技術路徑封鎖，國內液晶企業在艱難探索研發LCD技術的同時，也形成了以上廣電為代表的“穩健派”和以京東方為代表的“激進派”兩種完全不同的產業策略;其中上廣電集團采用的是“引進-合資”模式，即與日本NEC公司簽署合作意向書，共同投資1146億日元在上海建設一條5代線，上廣電占股75%，NEC占25%，由合資公司向NEC購買相關專利和技術——換句話說，穩健派方案是傳統的“以市場換技術”，通過引進合資企業，給人打下手，邊看邊學穩扎穩打，先保證不虧錢再說。

而作為“激進派”的京東方，則是通過近乎瘋狂的大規模舉債，直接收購了韓國現代電子公司的液晶業務(包括2.5代線、3代線和3.5代線)，又在北京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投資12億美元建設了一條5代線，直接與日韓液晶巨頭的5代線對標。從某種角度來看，京東方的選擇是一場名副其實的“豪賭”：當自己的運營業務還處于盈虧邊緣時，就敢募集巨額資金投入高世代生產線的建設。因此當年的主流輿論無疑都是看好資金實力更強、也“更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上廣電，認為京東方自不量力，是騙錢的大忽悠。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京東方的行為恰恰才符合了半導體產業“不擴張就滅亡”的游戲規律——正如美國英特爾公司董事長安迪·格魯夫的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到今天，作為半導體領域的領軍企業的京東方依然活躍在中國的資本市場，而大部分人都已經忘記了曾有過一家叫“上廣電”液晶生產企業。

2018，中國“芯”的崛起前夜

中國在液晶產業的逆襲之路，為我們揭示了半導體產業的超車規則：就是要本不計成本的押注，且持續進行投入，而這其實是違背資本本性的，因此國家的介入也就變得不可或缺。事實上，縱觀日韓等國半導體行業的崛起之路，政府對半導體行業的支持貫穿始終，并且無不將半導體產業上升到國家級項目。1976年3月，經通產省、大藏省多次協商，日本政府啟動了“DRAM內存芯片制法革新國家項目”。由日本政府出資320億日元，日立、NEC、富士通、三菱、東芝五大企業聯合籌資400億日元，設立國家性科研機構“VLSI技術研究所”，以“舉國體制”的方式組織800多名技術精英，共同研制國產高性能DRAM芯片制程設備。針對難度大的高風險研究課題，VLSI項目采用多個實驗室群起圍攻的方式，調動各單位進行良性競爭，保證研發成功率，例如日立(第一研究室)，負責電子束掃描裝置與微縮投影紫外線曝光裝置、富士通(第二研究室)研制可變尺寸矩形電子束掃描裝置、東芝(第三研究室)負責EB掃描裝置與制版復印裝置等——通過各企業的技術整合，奠定了80年代日本在芯片市場的霸主地位。1986年，韓國政府也將4MDRAM芯片制造列為了國家項目，并成立了產學研聯盟，韓國三大半導體制造商：三星、LG和現代結盟進行技術開發，6所國內頂尖高校參與研究，政府成立電子與電信研究所(EM)進行中間協調;從1986到1989的三年間，研發項目共計投入了1.1億美元，韓國政府承擔了其中57%的研發經費。

而在中興事件之前，很多人都以為中國真的砸了很多錢搞集成電路，動輒以“漢芯”事件的“億元騙局”來說事，批判由國家主導的產業投資花了冤枉錢，其實這種觀點大錯特錯。事實上，中國在集成電路領域的投資并非太多，而是太少——據ICInsights在2017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資本支出將達到908億美元，較2016年成長35%。其中僅三星半導體在2017年度的資本支出就高達260億美元，同比增長136%(2016年為110億美元);而相比之下，我國2014年成立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截止到2017年3季度，第一期基金的累計實際投資只有653億元人民幣。換句話說，我們在三年多時間里的資本投入僅相當于三星公司半年的投入水平，且75%的投資集中于半導體制造領域，而非設計研發。

圖表：2017年三星在半導體領域的資本支出將達260億美元

圖表：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已投項目情況

當然，中國資本此前之所以選擇謹慎與保守，也并非沒有原因。正如前文所言，由于半導體行業的高風險高投入特性，再加上此前“漢芯”、“方舟一號”等失敗先例的影響，導致國內主流輿論始終存有“買別人的也挺好，沒必要自己開發”的不同聲音。而事實上，自主研發的確也存有極大的風險——舉例來說，眾多的X86芯片專利，比如Transmeta、Cyrix、VIA，在十年前還都曾是稱霸一方的霸主，到今天全部消逝于歷史塵埃之中，普通人幾乎都沒聽說過;還有像IBM自己的CPU，PowerPC，還有Sparc、Alpha處理器也都相繼失敗了;就算是X86的締造者英特爾自己，當年也推出過一套安騰64的構架，包括RAMBUS總線這樣的項目，也都以失敗而告終，其他小公司做出的失敗的例子就更是數不勝數，而這些產品實際在技術上也都沒有什么問題，甚至可能性能、效率還更高，只不過因為兼容性或者用戶成本稍微差了一點點，幾億幾十億的投入就白費了，半導體行業的游戲規則就是如此殘酷——不逆勢擴張是死，賭錯路徑也是死，贏者通吃一切，輸著一無所有，沒有九死一生的勇氣，沒人會主動想加入這場世紀大賭局，去窺探那顆“信息產業的明珠”;然而正是在中興事件的刺激下，自主研發上升為國家意志，全民輿論空前統一——這一點上，全行業其實都應該感謝美國人。

在2018年以前，出于商業考量，眾多國內下游企業都不喜歡用那些“水平不高價格更貴”的國產芯片，有些本來很有希望的研發團隊，因為商業拓展上的困境，只能選擇關門大吉——而現在為了自身的供應鏈安全，這些下游企業無疑將會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加大國產芯片的采購力度;而另一方面，未來中國在政府層面也必將會持續加大對包括集成電路設計、網絡安全設備、軟件與服務方面的等相關產業的扶持鼓勵政策：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論述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時，指出將“推動集成電路、第五代移動通信、飛機發動機、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產業發展”，首次把推動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放在實體經濟的首位來強調。3月30日，財政部、稅務總局等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對符合相關條件的企業給予“1-5年免稅，6-10年稅率減半”的巨額減免優惠。而就在5月份，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二期募資已上報國務院并獲批，籌資規模約在1500-2000億元之間，預計將新增地方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將達到5564-7419億元左右，保守估計下，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總量也將突破萬億——即使以線性視角來看，未來整個行業也將至少獲得5到10倍的轉換效率提升，大量優質項目將獲得產業資本的青睞，退出路徑也日益清晰——4月24日，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姜洋于調研了阿瓦隆礦機的主要生產商嘉楠耘智，根據報道，在了解完公司2016年的A股并購詳細情況后，姜洋副主席表示“不管你們芯片用于什么，本質上都還是一家芯片公司，希望你們在國內上市。”

而在技術層面，受技術工藝成本以及功耗等因素的制約，近年來摩爾定律已經開始明顯放緩;對于巨頭企業來說，巨額研發成本所能維持的邊際優勢正在快速衰減，“高端產品會占據大部分市場份額”的時代即將結束，所謂的“高性價比拐點”將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追趕帶來一個難得的長周期機遇;另一方面，隨著集成電路產業開始越來越更加貼近應用，物聯網等一系列產業的興起，全球的芯片需求正在日益多元化，這意味著眼于晶體管數量的傳統芯片將不能完全滿足市場需求——例如Alphabet董事長、前斯坦福大學校長JohnHennessy就在近期舉行的2018谷歌I/O大會上公開表示：通用處理器的時代即將結束，未來計算性能的提高需要依靠DomainSpecificArchitectures(DSAs)，即用于機器學習訓練和推斷的專用神經網絡處理器架構——而超越硅片的量子計算、類腦計算等，正是下一代計算變革的核心——這使得中國企業在集成電路邊緣領域率先突破成為可能，例如中國目前已經在安防AI化方面處于全球絕對領先地位，而安防攝像頭上的實時推斷芯片將可能成為中國在AI芯片業的第一個突破點。此外，依托中國制造業的龐大規模和技術升級，工業物聯網相關的AI芯片也很可能成為下一個藍海市場。

圖表：摩爾定律正在放緩

圖表：傳統通用芯片的性能已臨近天花板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之所以強大，依靠的基石正是其在信息通信技術的絕對領先。2017年美國的世界五百強公司，凈利潤百億美元級別的有17家，其中零售業1家(沃爾瑪)，日化業2家(寶潔、強生)，娛樂業1家(迪士尼)，汽車業1家(通用汽車)，制造業1家(通用電氣)，剩下的11家全部是信息通信技術領域的公司(英特爾、微軟、蘋果、IBM、思科、甲骨文、谷歌、Verizon、AT&T等);換句話說，這也是中美之間國力差距的最后護城河。從這個角度來看——2018，注定將是一個被歷史銘記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