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是過去幾年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亮點，也是下一步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新經濟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重構了供給結構，對生產的各個環節都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倒逼著供給端的一些改革。例如，目前以新零售為代表的一些創新，對傳統的供應鏈做了極大的優化，其效率遠勝于傳統供應鏈。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需求，過去不存在的需求開始出現，并且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當前出現的一些新消費，大多是數字經濟所帶來的。

人工智能和計劃經濟不能簡單掛鉤

在此背景下，對經濟的看法，出現了一些誤解，如新經濟會解決過去我們無法解決的問題，甚至可以實現計劃經濟。

在近日舉行的“2017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天津峰會”上，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稱，供應鏈的智能化將有望實現供需平衡，使按需生產、按需供應成為可能。并感嘆道，也許未來在智能化的時代，我們的計劃經濟才真正可以成為現實。

事實上，這種言論過度夸大了人工智能等新經濟的作用，以至于出現了邏輯謬誤。

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經濟學家們就爆發了一場論戰。雙方的交鋒點是，隨著計算技術的進步，計劃經濟是否可行。這場論戰的結果很清楚，即便有一個無所不能的計算能力，我們也無法讓計劃經濟的效率超越市場經濟。

今天的全球計算能力遠超一百年前，但沒有哪個國家會轉而實施計劃經濟。例如，我國自主研發的“神威·太湖之光”計算機一分鐘內所完成的計算量，相當于全球72億人用計算器不間斷地計算32年。但這個計算能力也不能保障可以回歸計劃經濟。

與其擔憂成計劃經濟，不如聚焦監管創新

根本原因在于，計劃經濟涉及的不僅僅是一個計算能力，或者說計算能力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個因素。一個經濟體，即便是封閉的經濟體，其經濟運行就是一個動態過程，經濟活動如大海的小水泡，不斷涌起（經濟活動發生）又不斷熄滅（經濟活動完成），經濟主體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計劃經濟對不斷變化的需求難以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

也就是說，計劃經濟處理信息變化的成本過高。計算力再強大，也無法對這些變化做出瞬時統計。人類社會經過試錯，選擇處理這些信息的方法就是借助于分散決策的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各市場主體間信息交流的作用，以價格機制來有效調整個體決策及其行為。

簡而言之，就是把過去所有的數據全部喂給了人工智能，它也很難知道下一秒鐘所有消費者的偏好、所有生產者的決策、所有企業家對風險的判斷和把握。因此，把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和計劃經濟掛上鉤，是對新經濟的誤解，也是對市場經濟的誤解。更重要的是，也容易忽視當前發展數字經濟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的過程中，新經濟領域還有一系列的現實問題需要回答。例如，如何監管共享經濟，才能有效防范相應的風險？在大數據成為新生產要素和基礎設施后，如何保障企業的數據安全和國家數據安全，已經成為一個重大問題。此外，新經濟中的壟斷判定以及反壟斷問題，已經成為各國的重大挑戰。

因此，與其把注意力放在數字革命與計劃經濟上，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形成數據驅動發展模式所需要的政策與體制創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