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7日，谷歌的圍棋程序AlphaGo以3:0的比分，戰勝當今世界等級分排名第一的年輕棋手柯潔。更加耐人尋味的是，賽后谷歌宣布AlphaGo從圍棋比賽中“退役”，此次人機大戰將是AlphaGo參加的最后一場賽事，今后研發團隊將把精力投入到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為人類解決醫療、能源、材料等各個領域的問題和挑戰。

“智慧女神的貓頭鷹在黃昏時才出來”

人類已經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后，逐步接納了機器力量超越人類的觀念。在那場以“能量”和“動力”為主題的革命中，人們努力將機器應用于社會為人類服務，不再和機器比賽力量和速度，留下來的只是“馬力”這種用生物的力量來表示機器威力的詞匯而已。但對于新世紀中人工智能成就所達到的新技術革命的巔峰，人們仍然心存疑慮和不安，其中幾個主要的擔心是：對社會就業的沖擊、加劇貧富差距、在軍事和商業上的不合理應用、技術失控以及人類地位的邊緣化。

早在上世紀50年代，控制論的主要奠基人諾伯特·維納就在其名著《人有人的用處》中預測：“自動機的采用會帶來失業現象，它同目前的工業蕭條甚至30年代的危機相比較，后者只不過是兒戲而已。”但是60多年來，與維納的預言相反，二戰后大規模的失業危機并沒有發生，世界經濟總體蓬勃發展，新技術革命反而成為了主要的引擎。

但人們的疑慮并未因新技術革命的成就而消失，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曾經說過，“智慧女神的貓頭鷹在黃昏時才出來”，意思是說實驗對科學理論的檢驗是復雜和曲折的，往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不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周期內簡單地用經驗來證偽理論。二戰后世界經濟的發展可以歸結為多方面的積極因素，例如和平的環境推動了全球化和人口增長，各國通過全球化紅利進入了相對穩定的國際分工體系，人口增長促進了對工業品、消費品乃至信息服務的需求，從而導致了傳統和新興的服務業吸納了更多的就業人口，因此導致維納的預言還沒有應驗，但這些積極因素是否能一直持續下去還是一個問號，就此斷言維納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錯誤判斷還為時尚早。

“通用人工智能”的黑箱

人工智能作為本次新技術革命的巔峰轉折點，未來是否能保持上述積極因素發揮作用，從而使得類似維納這樣的悲觀預言永遠不會發生，這是AlphaGo戰勝柯潔之后令人感興趣的話題，值得人們深入思考。

從人工智能理論和實踐的歷史來看，目前的進展并不以理解并模仿人類這樣的生物智能為基礎。對于作為生物的人的意識現象，由于神經科學和生理學還不能準確解釋，因此大多數人工智能研究者奉行置之不理的鴕鳥政策，大家把解決各個特定領域的主要問題作為目標，然后在問題解決之后拓展到更多領域，以及放大到更大規模的應用上去。前者一般指通用性，難點是機器如何學習，后者指可擴展性，難點是如何解決規模增長后的復雜性，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博弈游戲，從比較簡單的棋類游戲開始，然后到西洋跳棋和國際象棋，最終在圍棋上完勝人類。

這種工程導向型的發展模式帶來了兩個問題，首先是對智能工作原理的機制缺乏原理性解釋，使得技術應用的結果無法預測，這種“黑箱”方式難以在很多關鍵場合應用。其次是與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秉承的人文主義精神相悖，這種精神往往體現在文化和社會價值觀中。

人類獨特性的標志不僅是其創造性，而是這種創造性來源于社會和文化傳承。AlphaGo的成就說明機器花較短時間就能表現出人類在圍棋游戲中的那種創造性，而且事實遲早也會證明機器在金融交易、醫學影像識別、基因診斷等領域表現得比人類更好。我們不得不像在工業革命中那樣，承認機器在智力領域強于人類，會很快侵入人類自認為是其獨有的創新領域。

谷歌顯然想讓AlphaGo在處理類似圍棋這種規模的復雜問題后，擴展到人工智能可以得到商業應用的其他場合，從而將目前受限于特定領域的機器發展為“通用人工智能”。我們可以預測谷歌及其競爭對手未來會在人工智能的商業化上取得重大進展，但顯然不是采取人類這種自然智能的方式，人類解決不同領域問題的能力來源于廣泛的團隊合作、試錯以及對歷史知識、經驗教訓的繼承，因此人類智能的廣泛通用性來源于其社會性和文化性。人工智能的通用性目前來看還取決于數據和算法，因此它在工程上的界限往往也取決于數據質量和算法進步。

“技術代碼”和技術民主化

后馬克思主義的技術哲學家安德魯·芬伯格反對技術具有超越歷史的抽象本質，他用“技術代碼”這個概念來分析技術的社會建構特性，即效率并不是技術的唯一標準，而是滲透著社會利益、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他認為技術和現代性密不可分，一方面技術是現代性的物質框架，另一方面現代性則提供了技術發展的精神依托。因此結合不同的文化背景，技術可以有不同的設計，從而通過不同的技術選擇而導向不同的現代性。實現這種技術設計選擇的方法是技術民主化，重新塑造技術的本質，而技術民主化的實質是擴大技術參與者的利益范圍，給缺乏金融、文化和政治資本的社會角色賦予獲得技術設計過程的權力。

如果期望AlphaGo之后的人工智能繼續保持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作用，使得這場技術革命帶來的現代化能夠造福于人類的絕大多數，那么核心問題是類似于谷歌這樣的領先者能否從全局出發，讓各個社會群體擁有參與技術設計和應用的權力，從而使其技術優勢能在擴大就業、優化國際分工和金融秩序、提高人口素質等方面比以前做得更好。否則，一旦全球化紅利和服務業發展陷入停滯或者崩潰，很難說維納的預言未來不會應驗。

這種迫切性正如60多年前維納所說：“時已遲矣，善惡抉擇之機已經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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