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以“破壞者”姿態出現在制造業面前的互聯網,現在轉身成為制造業的“拯救者”。
美國大張旗鼓要重返制造業;德國提出了工業4.0戰略,要將一直不溫不火的互聯網產業引入到國家戰略框架中,承擔起制造業升級的重要任務;中國推出了“中國制造2025”,要用“互聯網+”這個風口來實現制造業的升級和轉型。
在一場制造業升級的國家戰略之下,德國企業最愿意談及的卻是“哪些數字象征著公司的成功?”企業負責人給出的答案往往是:研發投入。在研發上真金白銀的投入,這是德國制造業保持領先的公開秘密。
一方面是強大的工業自動化,另一方面是穩定的就業率。看起來兩個相悖的現實都在德國發生著,這個國家是如何做到的?機器人為何搶不走德國人的工作?
上個月,德國季調后失業人數下降1.1萬,降幅遠高于預期的0.5萬,失業率從6.2%下降至6.1%,觸及季率低點。德國勞工部部長表示,德國勞動力整體發展向好,失業率下降,就業人數大幅上升,且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亦顯著增加。
2013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工業4.0的戰略被首次提出。德國人認為工業4.0的核心是智能制造,這是這個制造業強國給自己設立的新目標,他們認為未來工廠能夠自行優化并控制生產過程,未來工廠、消費者、產品、信息數據都能互聯。
根據達沃斯公布的調查顯示,工業4.0不僅將對已實現全自動化的工廠產生影響,還將對辦公室職員及服務業帶來沖擊。設備咨詢員、護士、計程車司機將面臨來自高科技的競爭。
《法蘭克福星期日匯報》報道,這份調查顯示,工業4.0將在計算機和高科技領域催生新的工作崗位,但至2020年,將有五百萬個傳統的工作崗位流失。
這樣一看,人工似乎將被機器智能取代。德國《明鏡》周刊曾刊文,憂心數字化將奪走現有大部分工作崗位,但前景也并非這么悲觀。
德國弗勞恩霍夫就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威廉·鮑爾認為,新的工業系統雖然取消了很多需要“人”參與的生產關節,但是也會帶來新問題與創造空間,未來人力將集中于創新與決策的領域。
在2014年10月底德國漢堡的IT峰會上,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公開表示,“將數字科技與工業產品以及物流相連接,也就是工業4.0,德國有機會拔得頭籌”。
工業4.0是在2013年4月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正式提出的,早在2010年德國發布的《高技術戰略2020》就已經提及了工業4.0戰略,但當時只是十大未來項目之一。
實際上,回顧歷史,每當世界面臨一場新的技術革命時,人們都非常擔心有大量工作崗位流失。當紡織業和手工業的作坊制度被機器生產取代時,紡織業等傳統行業就會因為引進新技術導致大量人員被解雇。
然而,在工業革命時期,技術革命帶來的舊職業的消失和新生產方式的誕生,為何沒有造成大規模失業從而造成社會動蕩呢?
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羅伯特·艾倫在《全球視野下的英國工業革命》中對此問題作了側面回答:
17、18世紀以來英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增長率普遍要高于歐洲國家,倫敦已經成為了當時世界上工人平均工資最高的城市。這讓英國的雇主們絞盡腦汁希望減低人力成本,以便讓商品更有市場競爭力。
能夠代替人力的新生產技術的誕生恰恰與他們的這一經濟愿望契合,這使得資產階級們有了使用新技術、進行工業革命的意愿和動力,而在歐洲大陸的很多國家,低下的工資水平讓人力成本比英國低廉得多,工廠主們以改進生產技術來減低成本的意愿自然低了不少。
英國勞動力的高工資使得相對更為富有的普通英國勞動者有機會把金錢投入到了教育和技能培訓,掌握新技術。據統計,英國1800年的人均識字率為53%,大大超過同時期的德國、法國、奧地利等國,這些國家的識字率大致還保持著中世紀晚期的水平。
艾倫寫道:“在接受教育和培訓之后,英國民眾的讀寫能力和計算能力大幅提高,這顯然有助于他們發明創造更多新產品和新技術長此以往,此以往,英國便逐漸產生出了數量龐大的熟練機械工和技師,他們頭腦中的奇思妙想也就能更容易地轉化為新的生產技術。”
同樣的產業大轉型發生在近百年之后。19、20世紀之交的時候,美國的整個商業也在發生一場變革。大眾化的“福特經濟”讓自動化生產方式成為了引領時代的主流。自動化生產流水線和專業管理人員取代了過去的熟練技工。這場變革之所以能夠平穩進行,沒有造成過多的失業和社會動蕩,和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一樣,前提在于整個勞動力階層做好了比較充分的準備。
據統計,在19世紀末,只有不到3%的美國成年人有高中以上學歷。而到了1920年代,這一數字持續上升,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讀完高中和大學。這些具有更高階知識的專業生產管理人員具有更優化的知識結構和更高的收入,如此,他們才能購買自己生產的批量化產品。
在《變化的資本主義》一書中,斯坦利·德布爾曾據此總結說,產品設計標準化、通過大規模生產降低成本、向勞工支付高工資三點是這一時期社會生產模式得以順利轉型的原因。
此番總結也可以說是對以上兩次歷史上的工業革命的總結。不可避免的生產方式的徹底轉型,在工業4.0引入中國后將成為現實。其中,最大的挑戰在于對那些被排擠出就業市場的人員進行再培訓。
在根本性變革后總是會出現短期的失業問題,但從長期來看,勞動力是否能迅速完成知識結構的再調整和新技能的匹配,始終是順利完成這一轉變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