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經濟時代，探討問題解決之道習慣從“痛點”說起。探討光伏電站融資難的解決之道，“痛點”又有哪些呢？

筆者認為，從基本面看，“痛點”有：

第一，解決光伏電站融資難沒有參照物。光伏電站融資形式探討已經成為中國金融改革的先行者，既然是先行者，就意味著是要制定參照物而沒有可參照物的。中國的改革成功走到今天，在發展模式上，大都參照先進國家。在制度改革上，卻沒有可參照的對象，靠的是“摸著石頭過河”。思考光伏電站融資難問題，筆者也曾試圖參照其它產業，結果發現參照物極少，也要靠“摸著石頭過河”。

第二，解決光伏電站融資難的基礎尚不成立。這是因為在光伏電站融資市場，以資產抵押控制風險的傳統融資形式不成立，而成立的項目融資模式尚未成型。

第三，光伏電站融資市場難有標準化、可大規模復制的融資方案。在光伏電站融資市場，組件是標準的，金融產品是標準的，但不同的光伏電站，受不同緯度、高度影響日照條件不同，受不同地區政府態度影響補貼政策不同，受最近升壓站電壓、距離影響并網條件不同，受不同投資方資信影響金融機構的評估更不同，其結果就是不同的光伏電站應當有不同的融資方案。美國著名光伏服務企業“葡萄太陽能”老板袁海洋曾經發問：“美國微型安裝商都掙錢，一旦擴大，就虧本，誰能化解？”“中國居民光伏第一人”徐鵬飛答道：“安裝商大了就虧，因為產品不能標準化！”這一對話，從電站的施工管理角度映射出同樣的融資方案問題。

從技術面看，“痛點”又有：

第一，資金供給方與需求方信息不對稱。在光伏圈，一方面在各個光伏專業微信群，大量的電站項目在苦苦地尋求建設資金。另一方面在各個光伏會議，又有大量的金融機構在執著地尋找可以提供融資服務機會。

第二，資金供給方與光伏電站項目資質、建設資質、并網資質、運維資質的判斷能力不對稱。因為這個不對稱，使得好不容易碰到一起的供需雙方，常常出現供給方不知如何是好的問題。在光伏會議上，被聽眾包圍最多的演講嘉賓一定是金融機構的代表，可當這些代表們面對大量的電站項目時，難免望而卻步，因為他們無從預料以上那么多專業問題。在當前的現實條件下，光伏電站許多融資環節的判斷還要靠“經驗主義”。

第三，資金供給方的增信要求帶來交易成本的增加。在項目融資思維標準體系尚未建立起來之前，解決資金供給方與光伏電站項目資質、建設資質、并網資質、運維資質的判斷能力不對稱的最好辦法是“增信”，即在對資產、收益不那么確信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增加信用保證的辦法來確保資金供給方的收益。但增信是需要成本的，對于成本錙銖必較、確定性收益突出的光伏電站競爭力來說，增信的成本又減少了融資成功的可能。

第四，單一資金供給方退出機制的缺失帶來交易結構的不完善。一個光伏電站的融資全生命周期常常是由建設、持有、并購幾個階段構成的，又常常是由不同金融機構完成的。如果資金需求方只和融資全生命周期中一個環節的金融機構談融資，難免出現這家金融機構因退出機制的缺失而帶來融資成功概率的下降。

第五，融資綜合交易成本的增加導致融資交易最終難以實現。因為光伏電站融資全生命周期現象的普遍存在，因為每一環節金融機構的盡調和增信要求的普遍存在，勢必造成融資綜合成本的大幅增加，進而導致融資成功概率大幅下降，結果當前面七個“痛點”好不容易都化解了的時候，融資綜合成本的增加就可能成為金融商品交易“驚險一跳”最后、最遺憾的失敗。

從病理學角度說，知道了病灶所在對癥下藥是治病的關鍵。對光伏電站融資難的問題，努力找到、找全“痛點”則是找到解決之道的關鍵。因為“痛點”是系列的，所以解決“痛點”的融資方案也應當是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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