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產業格局，現有的產業進步程度仍與第二大經濟總量、第一大制造業大國地位不相匹配，外資在諸多產業中仍掌握技術專利的核心命脈。看到差距、縮小差距、跨越差距，成為“十三五”規劃承擔的重任。

中央對“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指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而當前我國仍然面臨發展方式粗放、創新能力不強、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嚴重等問題，迫切需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邁向中高端水平。

“十三五”規劃建議為我國產業中高端化指出了明確的路徑，即“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在經濟步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產業升級早已不是新話題，但仍被屢屢提及、反復說明正是因為傳統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轉型迫在眉睫，也說明轉型不易，創新不易。“老樹”必須發出“新芽”，才能真正啟動經濟增長的新一輪周期。

差距：橫向比、向前看

中國產業與國外先進水平差距有多大？

以“中國制造2025”規劃的第一大重點產業信息技術為例，工信部軟件與集成電路促進中心曾有一份報告顯示：中國信息產業非常缺乏核心專利，半導體專利國外企業占85%，電子元器件、專用設備、儀器和器材專利國外企業占70%，無線電傳輸國外企業所占比例高達93%，移動通信和傳輸設備國外企業也占到了91%和89%，足見中國在技術專利與標準體系制定方面與國外的差距之大。

再如另一個重要產業數控機床，在四個方面都有明顯差距。一是，精確度、穩定性、可靠性等方面存在差距。比如五軸聯動數控機床國外產品連續工作1500小時基本無故障，國產大約只能保障1000小時，相差約1/3。

二是，機床的復合性能差距較大。目前市場上五軸聯動加工中心多用于航天航空、核電等行業，單臺價格達四五百萬元。中國企業和科研單位使用的高檔機床大多為進口。

三是，數控系統的差距。數控系統是數控機床的核心，德國西門子、利勃海爾和日本的馬扎克、法拉克掌握著數控系統的最高水平，利勃海爾數控系統16個軟件包的價格接近母機價格，軟件和母機不分開出售，軟件利潤極高。目前國內使用的中高檔機床的數控系統基本都是進口。

四是，其它關鍵配套件也有差距。業內人士表示，中國機床制造可達到95%左右的國際先進水平，但剩下的5%不是一個企業甚至一個行業能夠做到的，需要國家工業整體水平的提升。工藝、檢測等環節也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差距。

差距不僅在于技術方面。對比美國產業發展不難發現，美國高端制造業“血統”純正，無論是技術、知識產權還是品牌，幾乎清一色為“美國”。而中國高端制造業的技術一般源自“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真正自主創新比例不高，核心技術和核心關鍵部件受制于人，產品可靠性低，產業鏈高端缺位。

同時，美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一直依托其全球領先的研發基礎、金融服務以及豐富的新技術產業化經驗支撐，這些方面往往也是中國產業的軟肋。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實施《中國制造2025》。引導制造業朝著分工細化、協作緊密方向發展，促進信息技術向市場、設計、生產等環節滲透，推動生產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細轉變。中國產業界需要清醒認識到自身差距，破除“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樣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關鍵技術引不來

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并非簡單地奉行“拿來主義”。

當今世界已進入扁平化時代，產業發展的起始階段存在大量借鑒和模仿。比如，在1980年代，美國通信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發展起來后，逐步把夕陽產業向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及韓國、新加坡轉移。韓國得益于此，抓住時機，大量引入美國和日本的技術，推動了產業發展。

這種漸進式發展經驗讓“拿來主義”在國內產業界蔓延，談轉型升級就談購買設備、技術或并購企業。甚至有人認為，只要能與世界500強企業聯姻，就好比登上了可以抵抗市場風險的大船。

短時間內這樣的做法的確事半功倍，有的產品甚至屬于國內外一流。但產業界若都停留于此，創新就是一紙空文。因為，不能成為引領者，就只能做追隨者，發展必然被動，還或面臨大量侵權訴訟，陷入種種糾紛的困擾之中。

國內手機產業就是典型案例。必須承認，國產手機也有不少基于國情的創新。比如最早推出雙卡雙待手機、雙系統硬件隔離、全球最薄的手機、將Hi-Fi產品的芯片移植到手機上等，但還是欠缺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對用戶痛點的卡位能力、包裝能力等獨家優勢。

部分國產手機廠商向蘋果做生態的路子看齊，走高端化路線。但蘋果的根基是以iOS為核心的軟硬件一體化的生態與品牌沉淀，國產手機則處于Android陣營，操作系統沒有掌控權，產業鏈環節也受制于人，搭建生態系統的做法實現起來的困難可想而知。更為關鍵的是，蘋果并不追求全產業鏈掌控，而是拿下軟硬件的核心技術與資產。比如蘋果的A8處理器和iOS系統以及圖形處理技術、M7協處理器等，而輔助硬件則交給供應商一起研發，照樣掌控產業鏈話語權。

此外，對創新研發的投入不夠也是“拿來主義”盛行的主要原因。統計顯示，2013年中國研發投入占GDP剛剛超過2%，而工業發達國家基本都大于2.5%，瑞典、芬蘭等甚至超過3%。中國企業研發投入一般占銷售額的1%~1.5%，而國外創新能力強的企業多為3%~5%。

沒有足夠的研發投入，很難培育企業的研發能力。因此，中國產業要邁向中高端水平，就需要加大研發投入，實現由技術跟進向技術領先的發展模式轉變，產品發展實現以跟進模仿向創新改進相結合的模式轉變。

“十三五”規劃建議把創新驅動擺在重要位置，正是認識到關鍵技術一般引不來，引不來的東西只能靠自己創造。唯有如此，才能實現“中國智造”和“中國創造”。

突出“高精尖缺”人才導向

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的基礎是創新，而創新離不開人才。人才是推動和實現創新的關鍵因素。

麥肯錫《新興市場人才報告》數據顯示：中國工程和金融方面的畢業生只有10%左右具備全球化企業所要求的能力，本土的MBA畢業生能夠勝任管理工作的不到20%。以IT服務產業為例，由于缺乏創新型人才支撐，中國IT跨國服務總收入中有65%來源于附加值較低的日本市場，高附加值的跨國服務收入只占總收入的10%；而印度這一比例為75%。

中國在呼喚“喬布斯式”的創新人才。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快建設人才強國。深入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推進人才發展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優勢。推動人才結構戰略性調整，突出“高精尖缺”導向，實施重大人才工程，著力發現、培養、集聚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企業家人才、高技能人才隊伍。

人才的培養、儲備需要教育體制的變革，非朝夕之功。是故，人才的引進也重要。據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國際人才藍皮書：海外華僑華人專業人士報告（2014）》估算，在5000萬華僑華人中，專業人士約有400萬，行業分布以高新技術、教育、金融等領域為主，他們普遍有較高層次的知識結構和技能水平，具有較深厚的文化底蘊。

藍皮書著者、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認為，中國需要從主要依靠海外華僑華人吸引外資參與中國建設，轉型到重點依靠他們吸引“外才”來華參與中國發展。

專家認為，要想“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除了薪酬等“硬條件”外，打造持續發展的人才“生態圈”尤為重要，即事業環境、生活文化環境和服務環境的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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