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4.0”熱潮的背后,更多的是各制造業大國對于當前制造業發展的共同憂慮。
在全球需求減弱,外貿進出口現頹勢之時,制造業需要出路不單只是德國所面臨的難題,我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制造業人工成本和環境成本的上升,都在倒逼著國內的制造業必須通過技術升級來謀求新生。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的是,中德兩國雖都面臨制造業隱憂,但二者又存在著一些本質上的不同。
德國提出的“工業4.0”,指的是在“工業3.0”即工業自動化基礎上更進一步,而這樣的提法源于他們的底氣十足:德國企業在裝備制造和數字化控制系統全球領先,之所以提“工業4.0”,是因為他們已基本實現了“工業3.0”。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德國的制造業優勢在于擁有一批自動化水平較高的中小企業群體,在各自的細分行業已建立了優勢,提出“工業4.0”概念的初衷是為了讓大企業實現跨步后,帶動小企業的發展。
反觀國內企業,除少數一腳踏進了自動化的門檻,其余大多數中小企業似乎剛找到自動化的門,有些甚至還沒摸清楚方向,在做著低利潤的加工,用不起自動化高精設備。
這誠如一些身具“工業4.0”因子的惠州企業“掌門人”指出的:當我們在精心策劃“4.0”的時候,眼下還需著力打造“3.0”,甚至不得不去補“2.0”所欠下的賬。
更何況,能從外國人那里掙來自動化制造裝備“銀子”的本土企業利元亨,在幫“洋人”實現工業自動化之時,惠州卻基本沒有企業與之發生業務關系。
因此,對于當下的惠州而言,無論是“工業4.0”還是“兩化融合”,要做的不是盯著別人“邯鄲學步”,或是照抄國外政府的推進舉措,而是結合自身實際,逐步縮小與他國企業的差距,先做好人工作業向自動化生產、智能生產的轉型。
畢竟,有了自動化才有智能化,才會有“智慧工廠”,以及可能實現的惠州版本的“工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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