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富士康一詞反復見諸于媒體報端，員工患白血病、iphone6等關鍵詞圍繞著郭臺銘和他的富士康，想低調都難。

就在近日，最大的工廠有3700多名員工正在罷工，目的是為了爭取增加薪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自9月11日起，這些工人便已開始罷工行動，而這直接影響了iPhone6和iPhone6Plus新機的出貨。此外，9月14日，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從2010年起，至少13名年齡在20歲左右的富士康深圳工廠員工病倒后被確診患上白血病，其中5名已死亡。

如今的富士康，在員工自殺事件風波之后依然負面纏身，時間、地點和故事主角雖變了，但唯一不變的卻是富士康背后根深蒂固卻仍未得到緩解的緊張勞資關系，看上去依然缺乏對人生命與價值的重視與尊重。

可是，困擾郭臺銘和富士康的又豈止是這些。在外界看來，勞資關系、員工問題折射的企業管理、與蘋果合作隱憂、大商業環境下企業轉型等問題，是真正困擾“代工大王”郭臺銘的重點。

以往資料顯示，郭臺銘曾認為，“非效率的民主主義，不如合理的集權主義”。于是，在富士康，一個重要的存活法則是只要“老大”讓做一件事，你的回答只能有4種選擇：嗯；是；好；OK。于是，聽到員工們在訪問中脫口背出“郭臺銘語錄”，“走出實驗室，沒有高科技，只有執行的紀律”，也就不足為奇了。“集權主義”管理之外，在富士康，管理層的等級繁多森嚴、臺籍員工與大陸員工明顯差別待遇等也都為外界所詬病。

不得不承認，在創業時期，靠技術吃飯的富士康，需要“集權主義”式管理嚴控質量，需要差別待遇來籠絡人心，穩定團隊，以形成企業在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可現如今，勞動群體面對同樣內容單調機械、壓力巨大、等級森嚴的工作，勞動密集型企業還能否依靠“集權主義”管理“橫行”？恐怕現實已經給出了有力反擊。如今看來，富士康問題與郭臺銘的煩惱遠不止于管理方面。

作為代工企業的佼佼者，借助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成本和政策上的比較優勢，富士康最早占領市場，并適時的調整精準策略，一度成為遍布歐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代工廠。

可如今，成本和政策的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日漸下滑，大的經濟環境的不景氣等，似乎都成為了郭臺銘和富士康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雪上加霜的是，如今，內地的投資環境、員工維權意識的覺醒、內地觀念的進步等等，都在倒逼著其進行一系列的調整與改革。

郭臺銘也并非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存在。機器人戰略、投資電動車、收購電子企業等舉措，無疑都顯示出其在為未來謀篇布局。可是，奈何郭臺銘要顧及股東利益與股市表現，加之一系列動作難以在短期內讓富士康擺脫代工廠之王的局面。

如今，富士康依然承接著各路高科技公司一波又一波訂單，從筆記本電腦到蘋果手機，從數碼相機到LED照明。于是，有了這樣一個比喻，富士康就像一個勤奮的廚師，靠著低廉的菜價和可口的菜品，吸引著顧客應接不暇的點單，不斷地炒菜。顧客們胃口好，他炒多少，顧客就能吃多少。現如今，富士康不得不將注意力集中于服務蘋果，重新走回代工廠軌道。

在布局LED產業鏈的同時，富士康也在代工業務上有所斬獲。2009年，富士康開始給飛利浦、通用電氣等國際照明巨頭做代工。據內部人士透露，僅當年飛利浦和通用電氣兩大廠商的LED代工銷售額就超過2億元人民幣。

然而煩惱多多的富士康能否在LED產業上停留在原地還是更進一步呢？有待考驗。

可任誰都明白這是問題，更是危機。就像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訂單飛向了東南亞，就連蘋果的訂單都從富士康分流出去，從100%由富士康生產降為80%由富士康生產，蘋果分散供應商的策略調整無疑讓郭臺銘的擔憂更清晰的得到了印證。此外，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以及多項生產成本的提升，代工顯然并非一門長久生意。

郭臺銘的煩惱又豈止這些。富士康的接班難題在如今看來，也并非容易破解的難題。在郭臺銘悉心栽培的接棒人也就是其胞弟郭臺成去世后，郭臺銘也表示不會讓自己的兒子和侄子、侄女接班，于是他也在嘗試外聘高管、內部培養，執行分權分利的方法，讓很多年輕人接棒，就像他說的，“集團大到一個程度，就會走向聯邦或者邦聯體制。”

只是，這樣的安排似乎并不能完全散去接班人的隱憂，因為業務增長乏力、內部管理變革等問題，似乎只會越來越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