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能減排的形勢還是比較嚴峻。2010年“十一五”結束時，指標沒有完成。“十一五”末期的2009年、2010年還是采取了一些嚴格的措施，但2011、2012年又有所放松。總的來看受到三方面因素制約：
首先，客觀上來講，中央提出調結構、控制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實現發展轉型，導致了經濟增長的下滑，這使得企業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受到一定影響；此外，整個行業靠投資拉動、靠大型項目工程拉動、靠高能耗產品拉動經濟的局面沒有真正轉變，也就是說，轉變增長方式現在還沒有真正實現。所以在經濟下行壓力和轉型不暢的情況下，大家節能減排的積極性降低。主觀上講，國家目前還沒找到一個好的方式實現節能減排。
第二個原因，雖然國家從“十五”、“十一五”開始，到2003年“十六大”提出建立“兩型社會”，再到2006年提出節能目標責任制考核等，但實際上并沒有對能源消耗的總量進行控制。這就導致各級政府的各項節能減排任務指標都完成了，但能源消耗是失控的。通過數據就可以直觀看出，2002年能源消耗量是14億噸標準煤，到2012年是36億噸標準煤，10年增加了22億噸，平均一年漲2.2億噸。
客觀原因是國家節能減排制度頂層設計沒有有效控制住能源消費總量的過快增長，使得我們在“十二五”開局兩年，繼續延續了“十五”、“十一五”粗放型發展所遺留下來的高投入、高資源消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且矛盾進一步延續。我們不要僅僅盯住相對指標，更要看總量指標。2010年國家能源局曾經提出，“十二五”期間，煤炭增量不超過10億噸，也就是從2010年30億噸，控制在40億噸左右，現在看來基本上要落空，因為2013年全國煤炭的消費量可能就要超過40億噸。
第三，地方的發展仍以“GDP論英雄”，節能減排還是沒有成為一種硬約束，所以開局兩年，包括2013年，節能效果都不是特別明顯。反映在電力需求上，2011、2012和2013年，連續三年新增發電裝機在9000萬千瓦左右，整個社會用電量還是處于高位，去年全社會用電量有可能達到53000多億度，是美國的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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