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總理李克強上任后，人們對中國環保新政出臺的期望與日俱增。然而，李克強及其新內閣在環境問題上能有多大作為，仍有待觀察。
黃牛蹄水庫在苯胺泄漏后被嚴重污染，天脊集團的工作人員正在鑿開冰面，往被污染的水中傾倒活性炭
在其首個記者招待會上，中國新任總理李克強當即承諾對中國的環境及污染問題“要下更大的決心，以更大的作為去進行治理”。
他說，自己因近期影響北京及東部地區的霧霾天氣而感到心情承重，并暗示中國領導層對國家的發展模式有新的思考。“要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就包括在發展中要讓人民呼吸潔凈的空氣，飲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我們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人民并不滿意的增長。”
這位新就任的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還表示，要在水土污染治理等重要問題上設置時間表。
各方評價
盡管大多數評論員對于新總理此番在環保問題上看似重視的表態感到滿意，他們仍不敢過早地寄以過高希望。
哈佛大學中國項目的執行主任克里斯·尼爾森告訴記者：“（李克強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表態）確實是李克強總理決心在環境污染（治理）上有所作為的信號。”
然而與此同時，克里斯·尼爾森又奉勸人們不要過度解讀新總理的講話。
同樣地，荷蘭瓦格寧根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學術期刊《生態政治學》的聯合主編亞瑟·摩爾告誡人們“確實應該等到他的（李克強的）政策出臺了再做評判”。
當然，總有更為樂觀的觀察者。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調查員陳剛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從政治角度說，政府在污染問題上立場的轉變明顯并且十分值得注意。新政府（在面對環境問題時）更為老練并且站到了公眾的一邊。”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學教授靳敏同樣認為新政府能務實地處理好中國的環境問題。她說：
“在中國環境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就本屆政府目前的一些舉措看，還是被認為是一個務實的政府，因此，我個人對本屆政府能務實地解決環境問題持樂觀態度。”
李克強的環境政績
從李克強過往的環境政績來看，樂觀者未必沒有道理。
這位新總理在還是副總理期間曾作為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國合會）主席，而國合會正是一個由中外環發領域高層人士與專家組成的、非營利的國際性高級咨詢機構。去年12月份，時任副總理的李克強在國合會年會上提到要推動發展轉型，以建設生態文明的現代化中國。
李克強還曾推動空氣質量結果的公布，并在多個場合強調增加政府環保工作透明度的重要性。據新華社報道，在空氣質量監測中采用PM2.5的濃度作為監測標準也是這位時任副總理推動的。
新華社在李克強特稿中寫道：“李克強在12月份的一次環境保護會議上呼吁，在全國監測并公布PM2.5濃度數值。”
其實，早在進入中央領導層前，還是地方大員李克強便多次強調，在工業化進程中應當平衡經濟和環境需求。
險阻重重
毫無疑問，中國的這位新總理能在口頭上表達其環保決心。然而，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李克強及其新內閣能否在環境問題上有實際的做為，怎樣才能有實際的做為。
著名的哈佛經濟學家，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的獲得者戴爾·喬根森告訴記者“新政府必定是下了決心減少污染的，但他們還沒有確切地決定要怎么做”。
他在哈佛的同事克里斯·尼爾森也同意新政府面臨的主要難題是如何找到經濟和環境間更為合理的平衡：
“中國的人均收入還很低，仍有許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因此，發展經濟有其必要性。然而與此同時，人們并不愿意將繁榮和昌盛建立在環境破壞的基礎上。所以必須要找到這兩點間的平衡。”
找好經濟發展和環境需求的平衡本身即是艱巨的挑戰，然而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這位新總理操心。
“中國最大的問題在于好想法的執行及政策的履行，”環境管理專家亞瑟·摩爾說，地方的官員為了“短淺的經濟利益”，未必會愿意“平衡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在他看來，中央領導層在地方的政策執行能力將影響其在環境問題上的政績。
然而，一篇《紐約時報》的報道卻認為中國執行更為嚴格的環境政治的最大阻力在于既得利益。
《紐約時報》的文章稱，盡管政府官員有意推動更為清潔的環境政策，然而“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國的石油和電力企業，卻始終把利潤置于民眾健康之前，對新規則陽奉陰違”。
地方對于執行更為清潔的環境政策的冷淡及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內斗，都可能會逐漸地消磨李克強及其新內閣在環境問題上的雄心壯志。
錦囊妙計
“環境保護是公共事務，是政府的職責所在。”人民大學的靳敏說，“理論上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手段和措施，包括強制性的規制、經濟調控手段等來解決環境問題。”
她建議：“加強法制建設，特別是確保各項環保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十分重要……此外，還需要制定新的法規和政策，引導產業走生態化轉型之路。”
然而，單憑來自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就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許多評論員和觀察者建議新領導層應當跳出框架性思維。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陳剛說：“排放費和環境稅因其所具有的長久效應，比行政命令更有效。”
亞瑟·摩爾同意陳剛增加污染成本的想法，他認為提高污染成本將是非常有意義的第一步。
“中國越向市場經濟轉型，就越需要提高環境的價格，提高水、能源的使用成本和環境污染成本。”
此外，亞瑟·摩爾認為“給予公民力量和獨立的環境組織以發展的空間”，并鼓勵公眾以各種形式參與到環境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是十分必要的。
一線希望
新內閣走馬上任不過兩周，評論員們不過早對其環保作為過多預測的做法是明智的。
盡管如此，人們依然可以看到一些積極的信號。近日，國土資源部極其罕見地向要求公開水資源監測結果的三名北京律師寄送了四百多頁監測數據。
然而不過一個月前，環保部還曾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拒絕了另外一位北京律師要求公開土壤污染報告的申請。
轉變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然而部長們終于醒悟，理解人們對政府工作透明性的需求，卻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或許，新總理李克強的話更能解釋這種態度的轉變：“現在社會已經是一個透明度很高的社會，我國微博的用戶有數以億計，有些政府信息不及時公開，社會上就議論紛紛，甚至無端猜測，容易引起群眾的不滿，產生負面影響，給政府工作造成被動。”
“與其如此，還不如我們主動及時地公開，向群眾‘說真話、交實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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