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看來，下一個30年，歷史賦予我們的，應該是類似奧運“五環式”的改革，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環境制度改革，這“五環式”改革，環環相扣，共進共榮。完成此任務，恐怕還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增長速度“水落”后顯露出制度性“頑石” 　　 如何判斷2009年的改革形勢？最近有一種觀點認為，審視今年的改革，重點是保增長、擴內需，因此，經濟體制改革可能有所弱化，甚至會擱置一旁。我的看法恰好相反，國家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惠民生，恰好對改革形成“倒逼”機制，應抓住這個難得機會來深化改革，變經濟“危機”為改革“契機”。 　　 為什么？通過實際調查，筆者得出一個結論，這次我國經濟增速下滑，固然有國外大勢的影響，特別是美國金融危機的重大拖累，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也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層矛盾和經濟體制內部的“痼疾”分不開。增長速度“水落”之后，可以看出一些硬“石頭”，就是在經濟高增長情況下掩蓋的一些制度性問題，通過這個危機顯露出來。這叫“水落石出”。 　　 比如，金融體制問題。中小企業資金為什么那么難？筆者在長三角、珠三角和湖南、山西、甘肅等地調研時發現，這當然與外銷不暢、產品占壓資金有關，與信貸緊縮有關，但也與體制有關。中小企業如果不能從官辦銀行那里得到信貸資金，別的渠道從哪里拿到？我們缺乏與官辦銀行相輔助的私人股份制銀行。前幾年，我到越南考察，越南當時就有38家私人股份制銀行，資本金最少的2000萬美元，多的4000萬美元。這只是一個事例。但這說明：這次危機暴露出我國在前一段高速增長情況下所掩蓋的制度性問題，包括舊體制遺留的問題，也包括“轉軌”中出現的新問題。這些都“倒逼”著改革。 　　 2009年經濟大局的基調是“一個目標、四個支撐”，目標是保增長，這點很明顯。支撐是什么？第一支撐是擴大內需，這是保增長的基本途徑；第二支撐是調整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這是保增長的主攻方向；第三支撐是體制改革，這是保增長的根本動力；第四支撐是惠民生，這是保增長的全部歸宿。因此，我認為，完全可以把“保增長、調結構、惠民生”與“深改革”結合起來，相輔相成，而不是把它們看成彼此對立的東西。 　　 比如，為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內需，中國應該“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仔細研究一下，這幾年來，雖然社會財富明顯增長，蛋糕越做越大，但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下降的，政府和企業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為68.6％，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收入上升16個百分點。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客觀事實。 　　 現在就是要改變這個結構，調整這個格局。如何改變？應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而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除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外，相應的就要降低或減少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占GDP的比重。 　　 減少政府收入的比重是一個好牌。從國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切入，可以順勢推進政府自身體制的改革，解決政府自身長期以來存在的過多干預經濟、攬權審批、機構臃腫、公款揮霍等痼疾。根據國家信息中心前幾年的資料，2004年，全國公款招待3700億元，公車消費3986億元，公款出境旅游性消費2400億元，三項相加為1萬億元。近幾年這一情況更為嚴重。“從經濟入手”推進政府改革，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而且能獲得社會共識。如何減少企業收入所占的比重？這也觸及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深層問題。由于我國的資源價格偏低而使企業成本偏低，利用廉價資源的企業獲得較高的利潤。據有關方面統計，2007年，未向國家上繳的資源租金約3000多億元，本應屬于全民的財富，變成了部分企業占有，這里的要害是資源價格不合理。因此，要解決企業收入比重過高的問題，“倒逼”著政府要按照市場取向和政府調控相結合的思路，進行資源價格的改革。這又是一個新的切入點。僅僅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這個角度就可以引出政府和資源價格的改革。 　　 總之，不論是保增長、擴內需也好，還是調結構、惠民生也好，都觸及深刻的體制問題，因此我們要圍繞這些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深化改革，真正為發展提供新的體制支撐。 　　如果不推進鐵路體制改革大規模投資將復制體制弊端 　　 如何推進今年的改革？重點在哪里？根據前一段對改革的調查和分析，我認為，除政府改革外，應抓住以下三個重點領域，形成一個立體式的推進方略。 　　 一是產業層次，建議今年著力推進壟斷行業改革，使擴大投資與壟斷行業改革協調推進。為什么？根據評估，經過30年改革，發現競爭性部門的改革相對進展快一些，但壟斷性行業的改革比較滯后，某些方面甚至沒有“破題”。 　　 這次國家出臺4萬億投資規劃，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就是基礎設施建設類，共計18000億元，占45%，18000億中第一位的就是鐵路投資。而現在的鐵路體制改革恰恰是最滯后的部門，至今鐵道部仍然是政企不分的組織，社會資本進入鐵路也微乎其微，即使有少量進入也處于不公平競爭狀態。現在要加大鐵路投資，這就產生一個問題：是按照新體制來運作，還是按照原有的體制來慣性運作？如果不推進鐵路體制改革，那增加如此大規模的鐵路投資勢必會“復制”和“固化”原有的體制弊端，所以必須加快鐵路體制改革。首先要解決政企不分問題，同時突破原框架內的鐵路投融資體制問題。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壟斷行業，如電力、電信以及市政公用等，也要尋找改革的切入點，分類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現在我們應把這個旗幟舉起來。我曾提出四化的思路，即“運營環境商業化、投資主體多元化、市場競爭公平化、政府監管科學化”，下一步就應扎扎實實地推進。 　　 二是市場層次，重點是要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氣、供電、煤炭、以及水資源等。此外要解決對煤炭資源成本缺失，煤老板收入過高的問題。應該打足成本（包括資源成本、安全成本、環境修復成本），相應形成煤炭合理的價格，這是一個機制問題。除此之外，其他的資源性產品也應進行改革，以發揮價格對要素配置的優化作用。 　　 三是宏觀層面，重點是財政金融體制改革（也涉及到金融組織）。這需要有重大的思路性調整。由原有的偏于基建性思路轉移到公共性財政思路上來，這是財政制度轉變的核心問題。公共財政應在財政收入中居首位。在當前，國家在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時候，不要使先前所提出的基建性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的思路發生逆轉，而應繼續按照公共財政的理念強有力地推進。在金融改革方面，應繼續推進銀行機構的改革，同時穩步推進金融創新。要看到美國在金融創新方面出了若干問題，這并不等于中國就不要進行金融創新，中國現在的問題是金融創新不足，而不是所謂“金融創新過度”。 　　 如何在市場化與社會公正“兩個雞蛋”上跳舞 　　 第一，我們下一階段的改革任務與前30年改革的任務相比，已經明顯加重。過去的30年，中國改革的任務主要還是在經濟領域中進行。著眼于未來的新的改革階段，不論是30年還是多少年，改革的任務和范圍已經遠遠突破，不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還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我自己很看重的環境體制改革，我把以上稱之為“五環式”改革。我們前30年重點搞的還是經濟體制改革，針對經濟改革而言，我們明確提出來以市場化作為改革的取向，這是正確的，下一階段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必須繼續堅持，不能動搖，不能放棄；但是，考慮到下一步改革任務的加重、領域的拓寬，我們僅僅提市場化夠不夠？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思考。市場化對應的是經濟體制改革，現在還有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僅僅用一個市場化是不是能涵蓋我們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除了市場化之外，還有社會公正化和政治民主化等。總之，改革的思路要拓展。 　　 第二，要切實地研究中國目前存在的幾個重大社會矛盾。當前社會矛盾很復雜，雖然基本的矛盾還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包括公共品和公共服務不能滿足人們需求之間的矛盾，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新的矛盾。最近一些動態表明，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的矛盾較深，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在社會層面上，確實存在著權貴與民生方面的矛盾。而要破解這類的矛盾，可能還要觸及更深層的集權和民權之間的關系問題。為此，我們的思路是不是也需要進行拓展、進行提升？ 　　 第三，改革隊伍如何壯大的問題。1979年，當中國啟動改革的時候，我們的隊伍是浩浩蕩蕩的，盡管當時阻力也很大，但基本上能擰成一股繩，整個社會的共識也較多。30年之后，卻發現在改革的問題上有諸多看法，當然，有不同看法，這個并不奇怪，但是力量問題和隊伍問題卻需要深入思之。我們不能無視這個問題，不應該“孤芳自賞”，應團結和壯大更廣更大的改革隊伍，這個問題也擺在“下一個30年”的起跑線上。 　　 前不久，我曾到南美玻利維亞和智利等國考察，在玻利維亞圣克魯斯開會期間恰好遇到大規模社會騷亂。身臨其境，這就逼著我思考南美的改革道路問題。他們到底是怎么樣的一種體制？從廣闊的歷史視角來看，有幾種不同模型相繼出現。一個是阿連德曾搞過一段計劃經濟，結果導致國民經濟崩潰，這條路沒走通。二是搞過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結果造成貧富差距較大，而且權貴問題嚴重，腐敗問題比較盛行，這條路也沒走通。近年，玻利維亞新總統執政后，未能協調好貧困地區與富裕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中產階層利益受損，結果造成社會的動蕩。 　　 通過考察，我得出一個結論：在當今世界，搞改革，一定要學會在市場化和社會公正“兩個雞蛋”上均衡“跳舞”，不要“踩碎”任何一個，要尋找市場化和社會公正這兩個方面的“最佳平衡點”。在推進市場化時要防止“權貴”，在尋求社會公正時要防止“民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