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財年，臺積電營收突破一萬億新臺幣，折合超300億美元，而中芯國際略超30億美元，兩者之間差了十倍。

早在20年前，在研究完臺灣地區的半導體產業變遷后，上海官員江上舟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在半導體生產、管理、營銷領域，華人能力居世界第1位，在半導體設計領域，華人才干列世界第2位。

基于他構想的2000-2010年間集成電路的千億美元投資計劃，江上舟甚至做出了一個大膽的預言：2015年－2020年，上海集成電路生產線技術等級和生產規模將可能超越中國臺灣。

在中國大陸最頂尖的晶圓代工廠—中芯國際四面楚歌之時，江上舟于2009年走馬上任，兩年的時間，江上舟為這個處于風雨飄搖的企業擺平了諸多棘手的麻煩，卻在2011年猝然辭世。

現在離2020年還有半年，江上舟壯志難酬，上海造芯之夢難圓。

一個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艱難地轉型，承擔研發重任的電子工業同時面臨嚴峻的國資改革、多變的宏觀調控與趁勢而起的投機風潮。芯片產業的核心技術和高端設備被封禁，但這個基石一般的產業又不容忽視。面臨來勢洶洶的外資企業，國產芯片可能一出世就被打得滿地找牙，這樣投資風險高、又極度要求技術與人才高密度投入的產業投資，要不要做？要怎么做？

而對于中國的芯片產業來說，尤其是上海的芯片產業，放在長時間的維度去考察，就會發現，中國的芯片半導體產業起點幾乎與日本同步，早于韓國和臺灣地區，改革開放之后，芯片半導體產業被反超。

以史為鑒，可以知來往。上海灘造芯已有一甲子，60年的發展曲折，對于國人開展芯片事業，仍有借鑒。

從無到有，上海創“芯”

同美國類似，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誕生于戰爭的需求。抗美援朝開始后，電信工業管理局成立，在一五計劃（1953—1957）中，蘇聯和東德協助中國在北京建立了華北無線電聯合器材廠，其中包括了現在的798。

上海半導體產業的建立則稍晚于北京，從1958年開始，上海元件五廠、上海電子管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等先后成立。上海半導體工業的奠基人—謝希德，就是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

1956年暑假，已從MIT回國、在上海市復旦大學任教的謝希德，被調往北大任半導體教研室副主任。在北大的兩年間，謝希德和回國的同仁一起，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半導體人才。正是這批人才，在后來國家在90年代重建半導體工業中成長為頂梁柱，其中包括了中芯前董事長王陽元院士。

1958年，謝希德回到上海，在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同年，謝建立了上海技術物理中專，旨在培養實驗技術人才。建了廠、有了學術人才和實踐人員，中國的半導體行業搭起了架子。

中芯國際的創業元老、艾新工商學院創始人，上海人謝志峰回憶到，上海的半導體產業在改革開放之前與北京并駕齊驅，那個時候很多電器都來自上海。他小時候特別喜歡玩電子產品，當時拿到有八個晶體管的收音機，他就會很開心，因為8個晶體管的密度，在當時已經是普通人能夠拿到的最先進的電子產品了。

當時，上海的半導體工業無論是在研發、還是在量產方面，都處于全國前列。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制成PMOS電路；同年，上海無線電十九廠開始組建，與北京的東光電工廠（878廠）并駕齊驅，成為中國IC產業中的南北“兩霸”。

中國整體的芯片半導體技術研發，在當時與后來芯片霸主的差距并不是太大，甚至在一些方面略有領先。英特爾在1970年研制出了1KB的DRAM，中國則在1975年研制出了第一批1KB的DRAM，僅僅比英特爾晚了五年時間。

而在這個時候，三星才剛剛進入半導體行業不足一年時間，臺灣地區也才剛剛開始半導體工業的建設。除此之外，在改革開放初期，中科院上海冶金所開發的離子注入機（用于芯片制造環節），甚至出口到了日本。

但是，早期半導體產業發展有一個最大的軟肋，就是用來制造芯片的生產線和裝備怎么來？怎么樣才能夠搞到最先進的？要自己造裝備，還是引進？

國家超大規模集成電路909工程負責人胡啟立，在他的書中回憶了一個細節：中日邦交恢復正常化之時，中方電子工業考察團參觀訪問了日立、東芝、富士通等日本集成電路企業，隨后我國從日本全套引進了七條半導體生產線。但設備安裝調試完畢后，我們才發現，因制造工藝中的技術問題和軟件設計問題無法解決，生產線設備未能發揮作用。

胡啟立分析到，即便是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對于日美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仍有需求，尤其直觀的是全套生產線引進，和無法解決工藝技術問題、軟件設計問題，這說明中國芯片半導體產業的投入是不均衡的、不充足的。

在起點上投入不充足，落后于別人，市場差距會隨著摩爾定律演進越拉越大。到了差好幾代的時候，自己研發不僅不劃算，還會耗費很多時間，甚至有可能結果出來黃花菜都涼了。

所以后發者的理性選擇，是“引進—吸收消化—自主創新”，這成為了中國芯片半導體的發展主軸。

只不過，從巴統，到后來的瓦納森協定，是中國發展芯片半導體產業的一個大的、很難改變的外部約束，這直接把中國的芯片半導體產業限定在了一個封閉的死循環。

在巴統和瓦納森協定之內的發達國家，在芯片半導體產業中各有其分工、無縫合作，早期韓、日、以及臺灣地區芯片產業的崛起，離不開美國技術轉移的鼎力支持。荷蘭最先進的專用設備制造商ASML，同時擁有美、韓、臺灣地區三方股東。

但是中國被排除在這一圈子之外，這對于后來我國芯片業的發展，造成了較大困境。在后發者的發展路徑上，中國在第一關就被難住了。

“拿來主義”式造芯

改革開放之后，芯片半導體工業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改革開放之初，龐大的國有工業體系讓國家財政不堪重負，“撥改貸”、市場化自負盈虧等重大改革措施先后推向芯片半導體工業。

市場化的國有企業改革對于芯片半導體工業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此前，研發經費都是國家出的、供給和需求也是由國家來調控的，芯片半導體企業不用太擔心賺錢的問題，接受行政指令、按照規劃的需求生產，在電子元器件稀缺的年代，盈利是自然的事情。

但是對外開放之后，電子產品的市場大部分被外商給占領了，市面上大部分的電子產品都不買你的芯片，“市場換技術”是一種奢談，怎么搞？

在電子廠自己找出路的大背景下，中國引進了24條二手半導體生產線。沒有形成核心技術優勢，沒有市場，拼不過國外競品，大量的芯片半導體工廠經營不善，科研人員被迫下崗，人才流失和斷代的問題比較嚴重。

一個例證是，“中國巴菲特”段永平1982年畢業后被分配到了北京電子管廠，后來覺得沒啥盼頭，又去人民大學讀了一個計量經濟學的碩士，最后南下廣東做起了消費電子的生意。

為了整治一放就“散、亂、差”的問題，電子工業部在1986年于廈門舉行的集成電路研討會上，出臺了集成電路“七五”行業規劃，決定在上海和北京建設兩個微電子基地。

上海采取了合資模式建設微電子基地。與外資公司合作，一來方便技術引進，二來為剛剛起步的半導體業提供銷路。

1988年，上海市儀表局和上海貝爾公司合資設立上海貝嶺，外資占股40%。上海貝嶺在成立之初，主要業務是為上海貝爾提供專用于通信的集成電路。在業務模式上，上海貝嶺采取了IDM的垂直一體化發展模式，也就是從芯片設計、晶圓制造到封裝測試統統自己來做。

1998年，上海貝嶺在上交所上市，成為中國集成電路行業的首家上市企業。資本市場為公司提供了運作空間，但老是傍著一個大腿，公司的持久增長成了問題：貝嶺發展前十年都抱著二股東上海貝爾（后來是貝爾阿爾卡特），為貝爾程控交換機提供代工服務，業務模式比較單一。

隨著2000年前后，華為、中興在程控交換機市場來勢兇猛，貝爾受到嚴重沖擊，不得不轉型非電信運營商市場，這體現在上海貝嶺的財報上，就是逐年減少的關聯方收入。

早在2000年，上海貝嶺的年營收就達到了近8個億，凈利潤1.7個億，而到了2018財年，貝嶺營收卻不足8個億，凈利潤勉強超過1個億。之后，隨著貝爾和上海貝嶺走得越來越遠，2010年，貝爾清空了所持的所有股份。

在此期間，上海貝嶺不得不轉型，上市公司的身份在這個時候發揮了作用，多方的并購和對外投資維持了公司的存續，但二十年過去，貝嶺早已經大變樣，原先的芯片制造業務也煙消云散。

2007年8月，貝嶺將芯片制造業務全部分拆至全資子公司—貝嶺微電子，公司此后全力轉型IC設計業務。2012年9月，一把大火把貝嶺的生產車間燒了，公司當年直接停產，火災造成的損害無法恢復。2017年，貝嶺微電子破產清算。

因為突如其來的一把大火，貝嶺獲保險公司賠付1.16億，而此前的貝嶺微電子讓股東賠了1.24億，粗算一下，貝嶺算是因禍得福。

上海貝嶺是早期IDM落寞、國產芯片業艱難轉型的一個縮影。一位臺灣的資深媒體人表示，在國內電子市場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上海貝嶺以當地市場養未來技術，這種做法在當時頗為流行。貝嶺這樣的做法，為當時的芯片發展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但是，附屬式地、向單一外商要市場的發展模式，被證明是不可持續的。如果只抱著外商，外商被干趴下了怎么辦？所以，芯片制造企業要想可持續地增長，離不開通用的、服務于各方客戶的技術能力，而不能只甘于服務單一客戶。只有具備了真正市場導向的服務能力，才能夠實現較好的內生性增長。

老驥伏櫪，華虹爭雄

在上海市大興合資芯片廠之時，政府也已經認識到了芯片半導體行業的落后現狀，在此后開啟的“908工程”和“909工程”，展開了更勇敢、更大規模的嘗試。

1992年，受日、韓八九十年代先后在存儲芯片領域趕超美國的啟發，國務院決定實施“908工程”，投資20多億到當時市場化運營水平最高、同時具備DRAM研發能力的無錫華晶。

但是，該項目審批就耗費了兩年時間，審批節奏慢、工程建設拖拉，導致“908工程”一投產，技術就落后于競爭對手四五代，直到1999年在港臺同胞的改造下，華晶才實現盈虧平衡。

之后，吸取了“908工程”的經驗，電子工業部于1995年確定了“909工程”，國務院和上海市財政隨后共同出資40億元，次年國務院又追加了了1億美元，用來建設配套的IC設計、半導體元器件銷售、對外風險投資等。

出于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知識產權保護、獲取市場、保證投資效益等多方面的考量，1997年，上海華虹與日本電氣（NEC）合資組建華虹NEC，承擔“909工程”的生產項目建設。

國家對這個項目非常重視，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同志，擔任華虹集團董事長。在電子工業部的任上，經過多方縝密的調查和研究，胡啟立認識到：沒有下游的電子整機市場支撐，芯片半導體的生產線一投產，虧損就在所難免。

參考當時的國情，我國當時對于中低端芯片有大量的需求，因此0.5—0.35微米的生產線就可以滿足需求。華虹與NEC合作后，設備升級到了0.35微米。

華虹吸取之前幾次我國發展芯片半導體的教訓，在一開始就將市場化放在了第一位：找外資合作伙伴，要入股、給返工包銷；在產線還沒施工前就做IC設計，承接政務系統所需IC卡（如社保卡、一卡通等）、中移動SIM卡等國產化研發需求，保證投資的產能得到利用；與日資合作伙伴做半導體元器件銷售，一方面為在中國的日本電子企業提供本地化服務，另一方面，為華虹自己的產線尋找加工需求；做海外風險投資，華虹對外投資了新濤科技，收獲了8倍回報。

在此基礎上，華虹構成了一個頗為完善的芯片生態系統，而這個生態系統正好分散了過度依賴單一外商所帶來的風險，培育起了中國本土的IC設計企業，很好地服務了國內市場。此外，華虹還為中國培養了眾多的芯片業人才，其成功的國產化策略和方向，在國家戰略與市場化之間做了較好的平衡。

1999年初，華虹NEC建成并投片64MB的DRAM，“抓住了半導體高潮的尾巴”，依靠NEC給的存儲器訂單，華虹NEC當年實現盈利。

但事不湊巧，2000末開始的半導體蕭條期把DRAM價格打掉了九成多，美、韓、日三國大混戰中，日本的存儲企業被打的潰不成軍，NEC自顧不暇。2001年，華虹NEC虧了近14個億。

無奈之下，2001年中，NEC收縮業務，宣布將在2004年前退出DRAM領域，主動、被動選擇的共同作用下，華虹NEC不得不轉向靈活的代工。這個時候，胡啟立“兩條腿走路”的先見之明發揮了作用。

之后，因海外技術封鎖和資金問題，華虹無法建設先進的12英寸晶圓生產線。由此，中國再次陰差陽錯地錯過了與國際DRAM產業同步的機會。

作為一家國有企業，華虹在芯片產業生態構建、國產化替代、市場化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根據胡啟立在《“芯”路歷程》中的回憶，NEC與華虹的合作可謂天衣無縫，但半導體寒流一來，照樣自顧不暇，再好的合作伙伴最后還是分道揚鑣。

在芯片半導體產業市場化后，財政資金擇優扶強，尋找了一條見效最快的路徑—與外資合作。但是從上海貝嶺到華虹NEC，上海造芯的歷史一路坎坷，外國友人并非持久可靠，中外合營也是同床異夢，難破瓦納森協定造成的系統性困境。

國家在芯片制造工程上可謂不遺余力，但造芯始終離不開以下終極命題：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如何持續領先？如何才能突圍國際中高端市場？在千禧年，一個臺灣人與上海官員江上舟相逢，為破局終極命題帶來了史上最為牛逼的嘗試。

風云際會，始創中芯

江上舟出身福建的革命家庭，改革開放之后留學瑞士，在海外研究了八年的通信技術。1997年，江上舟從海南調往上海，任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上海由此迎來了一位同時精通技術與經濟的雙料學者型官員。

1998年，在對集成電路產業做了一番調研后，江上舟向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黃菊獻計：在浦東規劃面積22平方公里、3倍于新竹工業園的張江微電子開發區；2001年-2005年“十五”期間，上海引資100億美元建設10條技術水平等于或高于華虹NEC909工程的8英寸-12英寸集成電路生產線。

黃菊聽罷，據傳拍案叫絕，問了一句：天上怎么會掉這么大的餡餅？

事后來看，江上舟的這兩條建議極有預見性，為整個上海市半導體產業發展描繪了大差不差的藍圖。產業園區聚焦單一產業集群從而實現規模化經濟、和積極引入外資辦芯片企業，為上海市芯片業發展加上了杠桿。

在江上舟還在海南搞土地交易所的時候，德州儀器的“建廠高手”——臺灣人張汝京，在其父的感召下，產生了在大陸建芯片制造廠的想法。早在1989年德州儀器在臺建廠，張就試圖招聘大陸工程師在臺培訓，無奈受當局阻礙，1994年在新加坡建廠，張才受新加坡政府允許，在內地招了約300人。

轉眼到了2000年，世大半導體大股東背著張汝京，把他一手創辦的企業賣給了臺積電，張汝京憤而轉身北上。在經過對香港、北京、上海等多地的考察后，張汝京決定將芯片制造廠落在上海，起名中芯。

中芯的創業元老謝志峰回憶，當時選定上海，主要是因為上海四套班子全部出動了，決策速度非常快，支持力度也很大，時任上海市長徐匡迪親自帶張考察浦東，最終中芯選址在了張江。

中芯和張江的相互選擇，是上海造芯史上的一個關鍵節點。

早在1992年7月，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成立，規劃面積25平方公里。到了1999年8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決定實施“聚焦張江”的戰略，集成電路成為張江重點聚焦的產業之一。在確定了這一戰略后，中芯、宏力、臺積電等大投資紛至沓來。

到2004年，浦東張江、松江和漕河涇“兩江一河”產業帶，已匯集10余條8英寸集成電路生產線。并且，從芯片制造往上下游延伸，上海積極引進構建了從設計、制造、封測到設備的完整產業鏈。

謝志峰認為，張江之所以這么成功，與上海市政府的刻意引導密不可分。在上海市政府的引導下，產學研資源都在往張江聚集，并在張江實現了一體化。

謝志峰1988年進入英特爾、后獲得英特爾最高成就獎，在2001年回國追隨張汝京創業。在后來的大陸造芯熱潮中，臺灣人發揮了領頭羊的角色。這是因為當時的大陸留學生回國之后，除了技術，對于市場和運營都不太懂。但是在大陸辦芯片企業總不能沒有大陸人，謝志峰就是中芯初創團隊中少數大陸海歸之一。

謝對CV智識談到，他在新加坡特許工作的時候，每天晚上都睡不安生。當時在90年代只有兩種職業的人必配尋呼機，一種是醫生，一種是造芯片的。只要尋呼機一響，就得趕緊跑到工廠，這個時候全家人都被吵醒了。

當時，謝的上司是現在的臺積電CEO魏哲家，魏見到他們，說到：你們這么聰明為什么要來搞芯片？造芯片的人最后都是“聰明絕頂”，頭發都掉光了。你們既然要干這一行，就要做好干到白頭的準備。

在謝志峰看來，創業搞芯片在那個時候很困難，造芯片尤其困難，搞不定客戶就開始建廠，就像開了餐館卻沒有人來吃飯。無論是1987年成立的臺積電，還是次年成立的上海飛利浦，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客戶、也是大股東，就是飛利浦。而中芯在一開始創建之時，最大的客戶是日本的富士通，只不過富士通沒有入股中芯。

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和一大批上海國資、風險投資和外資的加持下，中芯造芯“天時地利人和”都齊了。“人和”有兩點意思：其一，張汝京是美籍臺商，其二，中芯的原始股權結構里面，風險投資和外資是不可忽視的角色。這樣的公司背景，使中芯的業務拓展相對容易。

2000年，中芯一廠主廠房上梁時，張汝京花了20塊錢放鞭炮慶祝，江上舟前去祝賀，見張如此作風十分欣賞，斷言其必成大企業家。

如江上舟斷言，在張汝京的帶領下，中芯擴張速度極快。

在初創之時，中芯憑借張汝京的個人信用和各路資本的背書，實現了技術的快速引進。當時，張汝京希望從美國進口0.18微米等級的生產線設備，這比當時國內最先進的0.35微米要先進。

在“瓦森納協定”技術封鎖的背景下，為了取得從美國進口設備的出口許可，身為基督徒的張汝京前往美國四處游說，找齊了全美五大教會為他做人格背書，并承諾中芯產品只用于商業用途，最后美國才給了出口許可。

同時，中芯在半導體行業的低潮期逆周期投資，以較低的價格購入了二手設備和位于天津的摩托羅拉工廠。在三年的時間里，中芯已經擁有了4條8英寸生產線和1條12英寸生產線。到2005年，中芯已成為全球第三的晶圓代工企業。這樣的速度，在業內絕無僅有。

在強勢擴張的路上，中芯遭遇了臺積電的兩次專利戰，這激化了中芯的內外矛盾。2003年，臺積電美國加州起訴中芯不正當地使用其商業機密，要求賠款10億美元，2005年，中芯與臺積電達成和解，賠償1.75億美元。

隨后，2006年，臺積電又以中芯國際不遵守和解協議為由，再度發起對中芯的訴訟。2009年，美國加州法院判決中芯敗訴。中芯謀求和解，最后達成的和解協議包括支付臺積電2億美元和10%的中芯股份。

和解協議達成后沒幾天，張汝京因此案敗北，被迫離開了其一手創辦的中芯。張汝京離開后，持續擴張帶來的連年虧損、半導體行情驟冷導致的資金鏈緊張、各路股東的沖突訴求和冗余資產的尾大不掉，一齊壓了上來。一時之間，中芯風雨飄搖。

2009年底，剛上任中芯董事長不久，江上舟不得不承擔起全局責任。在任上，江上舟邀請王寧國、楊士寧等業內頂尖人才加盟中芯，剝離非核心業務，使中芯在2010年扭虧為盈。

在江上舟于2011年6月因肺癌去世后，中芯繼續堅持江提出的獨立化、國際化方針，穩定了公司內部和客戶，并提升產能利用率，由此逐漸實現了持續盈利。2018年，中芯聯合國家大基金和上海市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成立了中芯南方，計劃投資百億美元，新增產能主要面向下一代移動通信和智能終端。

結語

上海灘造芯一甲子，往事“不堪回首”。

從1958年的上海無線電工廠，到2018年的中芯國際，六十年的芯片半導體工業發展史離不開本土研發人才、留美人才、臺灣同胞與各國友人的共同努力。

中國人并不缺乏研發、制造芯片半導體的智慧與才能，只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轉軌和技術設備封鎖給芯片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小的困難。并且，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面，中國的芯片半導體產業依舊無法擺脫特殊經濟環境帶來的困擾。

但是，即便大環境如此困難，中國的芯片半導體產業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59歲的謝志峰，現在已然滿頭白發，但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帶領芯盟科技開始了新征程。這家成立不久的公司網羅來自英特爾、閃迪、中芯等各界人才，在存算一體化的架構基礎上，開發AI加速器芯片。

60后的謝志峰，要開始追趕80后的AI獨角獸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