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起，默克爾開啟七次訪華行程，堪稱高頻;此訪以成都為首站，第二天才到北京，可謂特別。高頻而特別的安排，暗藏何種深意？

這需要從德國的特點說起。

1735年的德國

正如談論中國不能不講中國歷史一樣，談論德國也必須先從歷史入手。今年3月底習近平主席訪問德國時，默克爾曾以一幅1735年時由“德國人”繪制的中國地圖相贈，由于這幅地圖采用了近代制圖技術，線條精確，但并未明確畫出新疆西藏等地，一時間引起輿論熱議，紛紛發問“德國人什么居心？”當時的各類分析多從1735年時的中國歷史入手，不過這些分析對中國歷史的理解方式多數根植于中國文化，恐非德國人所能理解。實際上，從1735年時“德國”的狀況入手，更能揭示其中可能的蘊意。

1735年，在現今德國這片土地上，“德國”這個國家還不存在，存在的是一個地理范圍“德意志蘭”——這只是一種地理稱呼，好比今人說“歐洲中部地區”，只是一種泛指。當時存在于這片土地上的，是早已名存實亡的“神圣羅馬帝國”這個名稱和實實在在的公國、侯國、宗教貴族領地、自由邦、自由城市、騎士領地等各類政權實體——姑且泛稱邦國，據說有三四百個，也有人估計達一千幾百個。而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并無統一的民族和語言。邦國之間互相攻伐，數量總在改變，領土邊界也不確定。這樣的歷史圖景其實是歐洲歷史上的常態。筆者手頭沒有能快速描摹當時“德國人民”概貌的數據，但有個法國數據可資參照——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只有約半數的法國人能夠使用一些可劃分為“法語”的語言，至于能夠“比較好地”說法語的人，則只占當時法國人口的12%-13%。實際上今日所說的德語，其形成要比法語晚得多，第一部德語字典1781年才出現，而統一各種方言使之成為德語的過程更要晚到19世紀末。

“德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出現，跟德意志民族以及德語的形成是同一個過程，這是德國崛起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主權國家”這個近現代概念逐步形成的過程。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被認為是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的開端，而其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大體上就是現在德國這片區域。

把德國與東方國家分開

德國崛起以及民族形成時期，英、法早已崛起并成為大國，這就意味著其西部鄰居骨子里不會愿意看到德國興起。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發生在德國與其西部鄰居之間，實際上是先前歷史上歷次戰爭的延續——包括三十年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七皇之戰、普法戰爭等大小百余戰。

從資本主義形成起到當代，世界主導國家都是海權國家。而德國的地理位置卻使其難以入海。僅有的沿海地區在北部，但日德蘭半島和斯卡格拉克海峽卻是德國進入大西洋的天然阻礙。這就使得德國歷史上尋求發展出路，要么向西硬磕，要么向東探求海權之外的陸權實現途徑。難怪地緣政治學也是德國人創立的。

德國向西硬磕不斷造成戰爭，終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果是戰敗后國土被分割占領。隨后有了歐盟前身——歐洲煤鋼聯營的出現，開始了從微觀基礎上消滅戰爭根源的進程。再看東邊，德國尋求陸權實現途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必須找到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抵太平洋沿岸的通道，否則這個陸權是不完整的，無法與可聯通全球的海權相提并論。

1940年9月27日，德國、意大利與日本在德國柏林簽署了《三國同盟條約》，確立了三個軸心國的同盟關系。在這個時間點上，二戰的態勢是：德國剛剛占領了法國，與英國的全面戰爭尚未開始，美國尚保持中立。同年10月，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寫信給斯大林，稱德方希望將蘇聯拉入軸心國集團，建立“四國同盟”。斯大林遂派遣莫洛托夫前往柏林談判，不過由于在土耳其到保加利亞一帶劃分為誰的勢力范圍問題上的分歧，“四國同盟”沒有談成。這段歷史能夠反映出德國對歐亞大陸以及全球格局的認知。當時德國跟中國關系更為深厚，跟日本只是臨時湊在一起的(日本一直與英美關系密切)，因為當時的中國實力太弱。

二戰后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帶來了合作發展的新范式，即不是基于民族國家，而是在“超國家結構”下，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易暢通，進而民心相通，實現經濟網絡的整合。通過歐洲一體化進程，德國取得了戰后的經濟成就。然而德國有今天的經濟成就，并不意味著歐盟就是德國發展方向的答案。

如今歐洲的基本態勢是，英、法、意、西等國已經是嚴重的“去工業化”國家，并且不可修復，這實際上意味著它們相當程度要“靠德國養著”。而德國沒有發生“去工業化”，本身卻也不見得全是自身追求的結果，而是有著某種秩序結構刻意安排的因素。一個能說明這種安排存在的例子是，在象征世界民用工業最高成就的產品——噴氣式客機發動機領域，德國MTU公司擁有著最先進的生產噴氣式發動機各核心部件的技術，但卻沒有整機產品，MTU只能向美國或英國的廠商提供核心部件用于生產發動機整機。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在“跨大西洋體系”中，德國的自主性受到制度化限制。

從地緣政治上來看，海權國家的地緣政治學中心議題就是分割開德國與東方國家間合作的路線。近來的烏克蘭危機就發生在麥金德所說的“誰控制了東歐，誰就控制了大陸腹地”，而麥金德的學生、美國戰略界的教父布熱津斯基斯基則在《大棋局》中把烏克蘭稱為全球五大地緣戰略關鍵點之一。

德國的未來不在大西洋

2008年金融危機暴發后，“跨大西洋體系”——海權國家美、英主導的體系，暴露出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缺陷。這些缺陷的成因及性質可能需要另文闡述。這里舉三個例子來說德國與美國、英國的關系越走越遠：

德國宣布計劃從美聯儲撤回黃金儲備。這是一件震驚全球金融體系的大事。二戰后，各國黃金存放在美聯儲是作為全球經濟秩序基礎架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能夠運行的前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安排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這樣美元才能成為世界貨幣。而美元與黃金掛鉤則需要黃金存在美聯儲。盡管美元與黃金掛鉤在1973年終結，但美元仍是世界貨幣，并且從歐洲的法律以及歐洲的央行體系擁有的黃金數量來看，黃金仍是歐元的基礎。德國計劃從美聯儲撤回黃金儲備，無疑意味著打算退出以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制度安排。德國要這樣做的原因在于跨大西洋體系暴露出的結構性矛盾。

再加之美國長年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電話事實被曝光，以及英國堅決反對德國主導的歐洲財政一體化進程，為此威脅退出歐盟。更堅定地說明了德國的未來不在大西洋。

德國為了拯救歐洲的經濟危機，提出了完整的路線圖，并異常堅決地推進貫徹落實。其中，拯救歐洲經濟危機的“總綱領”是2011年12月歐盟首腦峰會出臺的《歐盟元首聲明》，其核心要點在于歐元區各國要把建立統一財政上升到法律高度。此后2012年12月的歐盟首腦峰會則出臺了建立統一財政的路線圖。其“三步走”的總路線圖是第一步建立統一的銀行業監管體系，第二步建立統一預算體系，第三步是建立“歐羅巴合眾國”框架。而當前正在推進落實的是建立統一的銀行業監管體系，又分為具體的小“三步走”：第一步，賦予歐洲央行對歐元區所有銀行的監管權，使歐洲央行具有完整的監管職能;第二步，建立一個破產清算保護基金;第三步，建立統一的存款保險機制。在整個路線圖中，德國都是主要的“出錢者”，可見德國為歐洲事務付出的努力。

然而，歐洲統一只能說可以使德國保障“后院”安穩，不能說是德國的長遠發展大計。原因很簡單：長遠來看，籌劃百年大計，西歐、北美都將是持續衰落區域，不會有發展可言。

僅從人口的民族、文化、語言結構發展趨勢來看，以法國為代表西歐的區域都將在2040之后伊斯蘭化，經濟第三世界化。美國就國家結構而言，不是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類似羅馬帝國的多元化共和國：有多種不同的種族和文化，維系他們的框架是一個共和政體，帝國本身是個“平臺”而非民族國家。這種結構存在內在不穩定性，一旦平臺無法持續大規模地從外部獲得利益輸入，共和國就會像羅馬帝國那樣陷入利益集團沖突，甚至瓦解。而當今美國即開始陷入霸權利益日益減少、國內政治矛盾日趨激烈的怪圈。

默克爾對發展陸權宣示

德國雖然有從銀行業聯盟起步通往“歐羅巴合眾國”的鴻圖，但作為工業立國的國度，其工業的發展藍圖中卻沒有“歐洲整合”的元素，相反，有著與中國分工的合作計劃。德國政府在2013年正式提出“工業4.0”的概念，默克爾在2013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說，未來智能工廠能夠自行運轉，零件與機器可以相互交流，這令跨行業合作成為必然。她指出，能否通過與時俱進的信息和交流技術，在傳統的工業領域中繼續保持領頭人地位，這是德國工業能否擁有未來的關鍵。從雙方對中德經貿關系的表述來看，提到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已從原有的“互補型”逐漸轉向“互融型”。

與德國不同的是，中國對于“國家”、“民族”概念的認知，是在近現代歷史上被“打出來”的，能夠擁有自己的國家，并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經是幾代人浴血奮戰的成果，來之不易。現代的“國家”、“民族”概念形成于邦國混戰的歐洲近代史，中國沒有參與過，對于“國家”、“民族”概念，大體上是作為追求目標去理解的，有一種珍惜的情感在內。

然而對于有過“列強”歷史的國家來說，觀察世界時視角卻必須站得比“國家”更高。正因為站的更高，所以19到20世紀之交的英國人和法國人才能給地球畫上國境線。對于德國人來說，其土地、人民則承載著“國家”、“民族”概念的發生史，換句話說，這些概念對于他們的歷史來說不是要追求的目標，而只是一種階段性的過程。

正因為如此，德國人實際上對于“超國家結構”一直有深刻的認知并且善于操作。歐盟就是典型的超國家結構。此外很多“超國家結構”的概念也起源于德國人，例如關稅同盟(Zollverein)。闡釋清楚德國人由于其歷史而善于操作“超國家結構”的特點，才能夠對中德關系的全球意義做戰略解讀。

當前全球經濟格局發展變化的大趨勢是：全球人口稠密同時工業發達的兩大核心區域——東亞和德國為核心的歐洲中部都在向歐亞大陸腹部轉移產能。在東亞一側，隨著中國“西部大開發”和城鎮化進程，產業布局正在向西擴展;在歐洲一側，隨著德國向東部和東歐地區轉移產能，產業正在向東擴展。簡單來說這個圖景就是歐亞大陸從兩側到中心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而這個圖景外側的區域，即大西洋沿岸區域和環太平洋區域，工業發展趨勢則是移出。

隨著中國高速鐵路技術的成熟，24小時貫穿歐亞大陸的旅程已經從技術上成為可能。一個歐亞大陸大崛起的時代必將來臨。從歐亞大陸的大格局來看，中、俄、德必將是三個中心。如何使三個中心連成一線，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這對中、俄、德來說都是百年大計，甚至千年大計。

去年3月，中德雙方都順利實現了政府換屆。去年5月，李克強總理在首次出訪亞歐四國時，便將德國作為唯一一個歐盟成員國納入訪問之列。同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出席俄羅斯圣彼得堡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期間，特別會晤了同來參會的默克爾總理。今年3月底，習近平主席又接受德國總統高克、總理默克爾的邀請，前往德國進行國事訪問，并與默克爾一起宣布將中德關系提升為“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在此基礎上，今年10月李克強總理也將再次出訪德國，參加在柏林舉行的第三輪中德政府磋商，雙方的許多位部長級成員將在一起召開政府間聯席會議。

默克爾此次訪華，帶來了幾乎囊括德國最優秀企業的企業家訪問團，為的就是與中國的深度經濟合作。選擇成都作為首站，是對于選擇歐亞大陸腹地，發展陸權而非海權的宣示。

成都近年來不斷開通到歐洲的直航，去年開通的鐵路大動脈蓉歐快鐵更是將全國各地的貨物從成都源源不斷地運往歐洲。成都與歐洲的聯系日益緊密，在對外開放方面，成都已經成為西部的高地、前沿和窗口。目前，成都已開通到倫敦、阿姆斯特丹、法蘭克福等歐洲城市直航在內的74條國際及地區航線。成都也是繼北京、上海和廣州之后，中西部第一個實行72小時過境免簽的城市。

隨著今年3月法蘭克福建立人民幣清算機制的諒解備忘錄簽訂，中德之間已經可以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這是對于全球“去美元化”是一件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目前中國致力于“新四化”——城鎮化、工業化、農業化和信息化。而德國則把未來與“工業4.0”戰略相聯系在一起。7月6日，默克爾出席由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和中國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中國(四川)—德國新型城鎮化合作論壇”并致辭，她說，四川和德國東部有很多相同點，特別是有推進城鎮化的“后發”優勢，有機會運用交通、住房、環保節能等領域的最新技術來實現更具持續性的高質量的城鎮化。德國愿助力四川“兩化”互動、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希望川德企業界加強合作，讓四川的新型城鎮化不僅著眼于未來十年、二十年，還有更遠的未來。這是對于中德未來深入合作方式的明確表態。

對于德國來說，可能沒有意識到中國對民族、國家的情感特質，因此送出一份沒有明確標示中國邊界線的1735年地圖。但1735年時只是三百多個邦國地理概念的德國，對于實現聯合的方式有著哲學高度的認識。歐盟曾經的產業互通、人員往來進程，當今的銀行業聯盟進程，以及中德工業合作的推進，都展示著微觀層面上無盡的合作方式可能。

作為世界最有哲學智慧傳統的兩個國家，中德之間的深層次合作是可能塑造人類文明未來千年進程的長遠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