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德國除了繼續成為歐洲經濟的“領頭羊”之外，足球也著實揚眉吐氣了一把。

在2013年5月舉行的歐洲冠軍聯賽中，兩支德國球隊歷史性地首次在決賽會合：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最終，來自富裕南部地區的拜仁慕尼黑戰勝了來自藍領眾多的威斯特法利亞的多特蒙德，奪得了歐冠冠軍，并很有可能拿下接下來的世俱杯冠軍。

事實上，德國足球、德國的俱樂部球隊最近幾年在歐冠賽場整體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相應的，德國也是在整個歐債危機中表現最好的歐洲國家。

足球反映了二戰后的德國歷史。

對于很多德國人而言，1954年西德在瑞士擊敗匈牙利贏得德國第一座世界杯冠軍是“伯爾尼奇跡”，德國心理在那一刻重生了。那年，另一個奇跡(經濟奇跡)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1951年簽訂了巴黎條約；1957年簽訂了羅馬條約。歐共體正處于籌劃階段，德國人再一次覺得自己是歐洲大家庭的一部分。

隨著德國經濟的發展，西德在足球領域收獲了更多的成功。足球皇帝貝肯·鮑爾作為國家隊隊長為德國在1974年贏得第二座世界杯冠軍，又在兩德統一的1990年作為國家隊教練拿下第三座世界杯冠軍。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德國成了“歐洲病夫”，經濟增長幾乎陷于停滯，失業率高居不下。德國經濟的失意，也讓德國足球經歷失意和低谷期：1994年美國世界杯，身為衛冕冠軍的德國隊卻在對陣保加利亞的四分之一決賽中早早被淘汰，這是自1978年以來頭一次沒能打進世界杯四強。

隨后，德國痛定思痛，開始對經濟進行改革了。從2003年開始，德國推翻了勞動力市場，從福利中壓縮成本，使勞動力變得更靈活。隨后德國順利將自己從歐洲病夫改造為歐洲大陸的增長引擎。自2003年末以來，德國已創造了110萬個新的工作崗位。我們可以將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歸功于結構改革。

與此同時，僵化多年的足協讓36支甲級和乙級球隊建立青少年足球學校。這些學校在寄宿制學校培養有潛力的青少年并對他們進行文化教育，這種做法和德國工業所采取的雙軌教育體系類似。

如今，德國經濟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更加開放了。看看俱樂部就知道，日耳曼人早已不再“一家獨大”：拜仁和多特蒙德共有4名巴西球員、3名波蘭球員、1名秘魯-意大利球員、1名塞爾維亞球員、1名克羅地亞球員、1名有科索沃血統的瑞士球員、1名菲律賓-尼日利亞裔的奧地利球員、1名烏克蘭球員和2名澳大利亞球員。

德國國家隊球員中，也好幾個有雙重國籍或有“移民背景”。厄奇爾和卡迪拉都是外來移民的榜樣——前者父母是土耳其移民，后者的父親來自突尼斯。

到目前為止，德國的土耳其后裔已經是第三代移民了。優厚的環境，寬松的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優秀的土裔球星，他們在德國足球聯賽上表現出色，成為了這個國家足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說家托馬斯·曼曾經說過，如果要在德國化的歐洲和歐洲化的德國之間選擇的話，足球選擇了后者。